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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梁楷《泽畔行吟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南宋]马远《月下赏梅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前年，受启于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日本藏早期中国画珍品展，我撰写了一篇题目相近的文章：《早期中国画在日本——一个他者之见》，此文载于展览的相关出版物以及其他各处（载《上海书评》2010年9月26日），有着不错的反响。现再以《早期中国画在美国博物馆——一个“局内人”之见》题撰文，以贺上海博物馆后续之“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在前文题中，我自称“他者”，盖因我既非中国人亦非日本人，故而可以持中评述两大鉴藏传统各自长短，力求不偏不倚。此次自称“局内人”，迥然不同于前次，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参展四家博物馆中的三家，其最为重要的历次中国画的收购，如此次展览所呈现的那样，大部分与我的学者生涯相契合，我熟识那些拍板定事的研究员和博物馆馆长，亦熟悉经手这些画作的画商，所有这些人均与我过往密切。因此，如果说“他者之见”多多少少为让大家了解这些来自日本的中国画及其流传的方式提供一些背景，那么，一个“局内人”当能提供另一个相当不同的视角，有助于大家了解美国博物馆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之成就。
中国古代绘画收藏在美国：早期历史
作为最早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两家美国博物馆之一，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在此次展览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而另一个早期收购的归所，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则与这次展览无缘，根据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弗利尔美术馆创立者的遗愿，弗利尔美术馆既不借入亦不出借任何艺术品，它只收藏、保存和展览这些艺术品（最近新的藏品不受此限制，但并不改变这一情况；我的文章涉及的仅仅是属于弗利尔的收藏）。关于弗利尔早期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之成就，是我最近一次讲座和已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题。文中，我追溯并记录了1907年夏天弗利尔如何在一些颇有建树的日本鉴藏家的陪伴下，观赏了“几乎所有日本公立机构和私人收藏的早期中国绘画”(引自其某封信件)。这次经历锻炼了弗利尔的眼力，加之其本已是能力出众的鉴藏家，令其在美国同侪中一枝独秀，也为其在数年后终于获藏那些至今仍让我们倾慕不已的伟大画作而铺平了道路。弗利尔亦曾听取过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一些建议，费诺罗萨的大部分专业知识为其在日逗留期间向日本老师所学。当时西方人难以从中国获得此类学习的机会，所以，西方人主要通过日本学习中国艺术。
在波士顿美术馆，早期中国画收藏的初始阶段同样呈现出对日本的渠道资源及日本鉴藏传统的依赖。波士顿美术馆第一位着手早期中国绘画收藏的亚洲艺术研究员是冈仓觉三（Okakura Kakuzo）。从1911年起直至1913年去世，冈仓觉三一直担任此职。约翰·伊勒顿·罗吉（John Ellerton Lodge）为其继任。随后则是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富田从1916年起任助理研究员，1921年成为研究员，直到1976年去世前不久一直担任此职。1951年，当我还是个年轻学生时，曾访问波士顿美术馆，有幸拜访了富田幸次郎并同他进行了交谈，他还向我展示了一些由他收入的藏品。然而，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并且给了我更多启迪的，却是他们的日本艺术研究员罗伯特·崔特·潘恩（Robert Treat Paine）。潘恩，一个显赫的波士顿世家的后裔，多年来苦于其上司富田的存在，正如大都会博物馆的阿希文·利普（Aschwin Lippe）处于其上司普爱伦（Alan Priest）的阴影之下。
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古代绘画收藏多为日人所藏或珍赏的中国画，其中大部分和中国收藏家所偏爱的画风不同，反映出其日本的情怀和源流，如：南宋院体的册页和立轴；道释画，其中一些由日本寺院从宁波购得；款署徽宗的一些书画。而宋以降的文人画则是后来的研究员，如曾宪七（Tseng Hsien-chi）、方腾（Jan Fontein）还有吴同（Wu T'ung）等人购入的了。
中国绘画晚近的收藏：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夫兰美术馆
由于大部分来自大都会博物馆的参展绘画都是相对晚近的入藏品，我会留到最后再做评述，先来谈谈堪萨斯和克里夫兰的收藏。这些收藏主要归功于两位杰出的馆长兼研究员：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和李雪曼（Sherman Lee.）。在我接受弗利尔勋章时所作的那篇答词中，随着同他们二位长期密切合作的美好回忆，我曾向他们致敬。故而，我会于此集中介绍他们在中国古代绘画收藏方面取得的成就。
先从史克曼开始，他是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先驱，对日本和中国的艺术市场都很熟悉。他买入的那些最好的中国画，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的。比如，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轴》，是从东京的收藏家、画商米开朗基罗·佩森蒂尼（Michelangelo Piacentini）处购得的。史克曼在迷局般的中国画买卖中如鱼得水。记得曾有一次，我和他同坐在弗利尔的图书馆中，翻阅一本新到的辽宁省博物馆藏画图录，当看到图录中一幅署款李成的手卷时，他叨唠着曾经几乎为其博物馆得手此画，这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史克曼和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曾经计划通过溥仪的一个代理购入一批前清宫收藏中的重要中国画。但当华尔纳显示出其彻底的新英格兰道德准则，拒绝支付给这位中间人绝不可缺的贿赂时，交易自然黄了。同时，史克曼把美国市场盯得紧紧的，包括拍卖行和大画商，比如侯时塔（Walter Hochstadter） 和王季迁（ C. C. Wang）。据传闻，因史克曼和大收藏家顾洛阜（John Crawford）的私人交情，促成顾将他所剩的藏品——让人眼馋的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卷》卖给了纳尔逊-阿特金斯，而不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史克曼正是图录编委会的主任，编目并出版了顾洛阜的收藏品。在此图录中，我第一次有幸撰写了关于乔仲常之画作的文章）。
克里夫兰收藏中国画起步颇早，始于弗利尔从自己的藏品中给予他们的几件。但当1952年李雪曼到此并担任亚洲艺术的研究员后，克里夫兰的中国画收藏才可称蔚为壮观。1958年，李雪曼成为克里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的个人背景带来了另一种“日本情结”：从1946年起，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是日本古迹和艺术委员会的一员。后来，他还成为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在艺术品收藏保护方面的顾问。驻日期间，李雪曼曾与其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李雪曼有很多非凡的传说值得叙述。比如，在神庙中发现深藏其中的几世纪以来无人得见的木雕像。他的品鉴眼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在日本的那段经历。他本人并不长于对中文文本的研究，这方面多依赖于他的研究员何惠鉴（Waikam Ho）。李、何二人共事多年，相为互补，一个着眼于绘画作品，另一个则擅长题跋和印章，他们共同组成一个高效的团队，尽管李常因何在完成项目、准备为出版物撰稿时的缓慢而被激怒。
多年来，李雪曼和史克曼一直以一种良性的方式在竞争谁能构建起最大最好的中国古代绘画收藏。他们竞争的成果，当然，就是那次伟大的联展和相关的图录：《八代遗珍：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绘画》，1981年出版。除他们二位和何惠鉴以外，其他对此图录作出贡献的包括史克曼的后任，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武丽生（Marc F. Wilson）和一名我过去的学生罗浩（Howard Rogers），武丽生那时已和另一位我过去最出色的学生伊丽莎白·福尔德（Elizabeth Fulder）结婚了。何惠鉴写了篇关于院体画等问题的杰出的长篇前言，然而却没能完成指派给他的文物说明条目。李雪曼生气地在书的最后加了几条简短的说明以弥补他的疏漏。展览，毋庸置疑，规模庞大——如此众多一流的中国画济济一堂，除了故宫之外何曾有过？至于谁在两人的竞争中最后胜出？我很荣幸曾在纳尔逊为公众作过一场公开讲演，史克曼，已然年迈，端坐于观众席中，在全场的听众面前，我颂扬其为“当今中国绘画收藏最伟大的功绩”，这一点或可商榷，不过，它的确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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