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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伯格预感到庸俗文化的消费政治的强大力量。消费政治空前扩大了大众消费群体的能量，扩展了大众文化的幅度。前卫艺术总是假定自己代表了精英阶层的文化意志，这在精英阶层同时占有经济决定力的时代，它尚能融叛逆与优越于一体。然而，当庸俗文化的代理人逐步转变为民主运动的受益者——所谓的大众，他们同时宣告自己的消费力——以此证明自身的政治地位，前卫艺术的庸俗化就几乎无可抵制了。丹托之“艺术的终结”在艺术史上直接体现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终结和波普艺术的兴起，即前卫艺术的终结和庸俗艺术时代的到来。但是这并不等于抽象艺术的终结，而是作为前卫艺术的抽象艺术的终结。
中国语境中的抽象艺术，同样面临着抽象艺术的前卫与庸俗之辨。民国时分，以决澜社成员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们对抽象艺术的移植，在保守而充满浓厚政治功利色彩的现代社会中无疑代表了激进的前卫精神。从延安版画至文革美术的庸俗社会艺术时期，以“无名画派”为代表的那些潜伏的个体艺术家们的抽象艺术创作，也具有着前卫的特质。同时期港台地区的抽象艺术也在地缘因素上形成了一种前卫艺术的比较张力，尽管这还需要美术史的回视做进一步的价值判断。文革后从“星星美术”、“形式美”到“八五新潮美术”以至整个八十年代的抽象艺术，代表了对西方现代人文思想的开放性接纳，也应归入前卫艺术的范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社会学转向为主要性征的当代艺术的发端主要得力于西方政治与资本他者的力量。抽象艺术因其形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内闭性，也因为与世界艺术史相比较的滞后性，在这时基本被忽略了。玩世艺术的前卫性很快就在市场价值的主导下堕落为庸俗艺术，几乎整整二十年，艳俗趣味大行其道。而今，似乎迎来了抽象艺术的回潮，众多的抽象艺术展览、杂志专题纷纷亮相，目不暇给，其热度在这个当代观念艺术的时代不免令人困惑。这就又回到了本文开始的问题，这究竟是一种庸俗艺术的消费美学，还是后消费艺术对精神重生的呼唤呢？
抽象艺术本身并不能表明它的价值判断，正如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向也不能表明它的价值指向：粉饰现实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都是社会学思考，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指向。如果只是因为艺术市场投资的保守性转向导致了目前抽象艺术的热度，而不是在学术判断上对其有了新的理解，那么再热烈的抽象艺术探讨也是浮云。
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和市场化一度被当作艺术自由与民主化的标志，然而今天，当艺术精神被艺术市场侵蚀得体无完肤之际，我们不应为这极其有限的艺术自主而沾沾自喜。二十年的艺术市场造就了极少数的艺术家明星和权贵——既得利益者，而众多的艺术青年则只能在蜗居的艺术区里妄想着成功。艺术成为继股票、房产之后的又一个投资筹码，与真正的收藏和欣赏没有多少关系，和大众的精神生活更是毫无关联。由此，当代艺术的精神危机可以看作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表征，即便以后现代症候呈现出来。
在当代抽象艺术的批评研究中，那些简单附会中西艺术语言的类同，并且生发所谓民族主义的豪情滥调，其实早已偏离了抽象艺术的本义。抽象艺术之所以在西方的现代艺术运动中独树一帜，归根结底与西方思想对精神终极性的追求相关，而这也是前卫艺术的渊源所在。相反，充斥了实用逻辑和关系美学的中国传统艺术，却天然匮乏了精神的神圣终极。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信仰中的庸俗化根源，正可归结于此。
“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自觉呼唤对当代庸俗艺术的超越，呼唤当代艺术的前卫精神。我名之为后消费艺术。后消费艺术之中的抽象艺术当然是前卫艺术，它天然地站在格林伯格的捍卫纯粹艺术的立场上，作为一种纯净语言的永恒尺度，对一切物质的世俗的艺术保持警惕。西方现代性的经验和教训，在艺术史中呈露无遗。抽象艺术在当代中国的新义，并不依靠市场价格的最新数字，而是在现实关注中回首历史确认的艺术价值，捍卫前卫精神，抵制庸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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