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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后启蒙”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3-08-06 16:22:15 | 文章来源: 雅昌艺术网

每个国家高科技快速发展的初期,都会伴随一些不适应症,不管是调侃、讽刺,还是自嘲、卖弄,都是来自人类文明基因中的一种表现为“幽默”绽放的精神解毒剂。所以,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带着傻气的人物,笑得令人发毛的大头,一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并不是哪个群体的“阴谋”推动,而是当时文明生态的自然艺术发生,绝对不是人为的结果。

“幽默风”在近现代文明中有着特殊的消毒作用,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就踏上了一条超速的高科技的不归路,迄今地球上已经没有一块宁静的“净土”,越是发达的国家越面临科技的双刃剑的挑战,与“毒”共舞已经是人类当下不可逃避的一个现实。

自从人类打开这个“高科技”的潘朵拉盒子,“速度”就始终是一个令人纠结的话题。尤其,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一直就没有彻底过,在此过程中先是“抗日救亡运动”过早结束了当时开局不错的思想启蒙运动,再后来僵化的“政治”更是扼杀了多数先进的现代思想,直到1979年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一切才重新回到正常的文明轨道上来。

不管是85美术新潮、还是89美术运动,都是中国文艺思潮在压抑多年之后的新鲜伸张,以调侃、讽刺、自嘲、幽默为标志的当代艺术创作,都是针对此前“崇高”与“伪崇高”的激烈反弹,当时充斥艺术界的“幽默风”乃是中国当代艺术“重温”思想启蒙的一个“后启蒙”,虽说都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样子,但这种噩梦醒来后的清醒更加令人感到神清气爽。不仅仅美术界,其他如文学界、演艺界、科技界、教育界一样,大家都有一样的感受,“那时的我们怎么那么傻?”

方力钧、岳敏君、李津的“大脑袋”人物,都是对所为崇高造像的“反动”,以个体、自我就是个“俗人”剥离了原来“革命家”、“革命战士”、“螺丝钉”等硝烟弥漫、革命年代的肉身铠甲,让他们回到本来的恬淡生活或幸福天堂。唐志刚的儿童,类似当年鲁迅在喊“救救孩子”。潘德海模糊的城市脸,迟鹏满天飞长翅膀的裸体小人,丁炜的小人部落,实际上都在呼唤钢筋水泥间隙、各种铁罐子车里拥挤的人能释放精神的枷锁。

袁佳的装置《带着鸭子逃跑的桌子》,似乎在告诉人们,连桌子都“私奔”远离这污浊的城市了,你们还守着桌子原来的地方等什么?史金淞的装置摄影《哈克龙》、李暐的摄影《引力之外》都在告诫人们,别听那些“科学家神棍”的忽悠了,那些城里电视里屏幕上推销的金光闪闪“七十二变”“变形金刚”“钢铁侠”“蜘蛛侠”跟乡下的“手扶拖拉机”没什么区别,还是赶紧别听他们忽悠了,别在那不堪忍受的“蜗居”忍受了,还是赶紧逃离“京上广”吧。

所谓“傻”,并不是当时的人们真傻,而是一种无奈、一场恶梦,几乎世界上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过类似的不幸或苦难,而不仅仅中国如此,不同的只是时间而已。法国画家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是法国人悲剧历史的产物,他的《纳西斯》里的纳西斯与神话传说中令无数少女为之神魂颠倒的美少年,在他的笔下成了一个极为丑陋的人物,裸露的干瘪的上半身,爬在水边顾影自怜,难看的笑容,引得观者忍俊不禁。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用不同美术手段一再呈现的代表作《呐喊》(1893),也是他那个年代的悲剧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恶之花”,绝对不是“象牙塔”里的闭门造车。

也许“幽默”是现代文明的第一道门槛,中国当代艺术的“幽默风”绝对是中华民族在迈入现代文明第一道门槛后的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一种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的夸张。不管是方力钧、岳敏君、李津的“大脑袋”人物,还是唐志刚过早成熟的“儿童”、潘德海模糊的一张张城市的“脸”、丁炜的小人部落记事、迟鹏满天飞的长翅膀的裸体小人,都是对中国人的生命本体的追问,或者说是一种对僵化思维为行动准则思想世界的清算,尽管所针对的“点”不一样,但都是对纠结的纠结,类似大家在一个巨大的黑洞世界探险的发现,突然一道灵光乍现后的自省、顿悟。而李占洋的那组雕塑《租》,更是把美术界的那些所谓大腕,全部请进“这处好戏”,言下之意是,连这些所谓的大名人,其实也没有逃脱历史的宿命,大家都在一条战车上,其实这也不外是另一个层次上的“大头”艺术。

不管如何,这些当代艺术家都希望都市的那些漂泊者,能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有哪怕一分钟的驻足,企图启蒙、点化可怜的“都市人”远离这趟残酷的死亡快车,不要痴迷不悟地与“毒”共舞,一番苦心,有史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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