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创建者巴维尔·米哈依洛维奇·特列恰科夫肖像，1876年，克拉姆斯科依 一
1832年12月15日，巴维尔·特列恰科夫（1）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商人家庭中。从巴维尔的曾祖父开始，这个家庭就以经商为生。巴维尔的父亲从经营一家小布匹店起家，在他兢兢业业的操持下，产业很快有了相当规模，当他49岁去世的时候，被评为俄罗斯二级商人；巴维尔的母亲则来自专门从事向英国出口油制品生意的大商人家庭。这位精明能干的女人在丈夫中年早逝之后，带领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把家族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出生及成长的年代，莫斯科公众性的文化生活还没有被唤醒。当然，19世纪的莫斯科已经拥有几所大学，有专门进行歌剧与芭蕾舞演出的大剧院和进行话剧演出的小剧院，教堂的唱诗班时常进行宗教性质的演出，一些富人的家中有时会上演家庭戏剧、举行音乐会，还出现了西欧化的文艺沙龙。但是，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几乎都发生在那些富有的世袭贵族的生活范围内，对于新兴的商人阶层和普通的城市居民来说，很少有机会感受艺术的美好。莫斯科的生活按照自古传下来的、一成不变的秩序沉静而平稳地流逝着，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看到沸腾的城市和热闹的群众性演出，节日过后，整个城市又会陷入一种人们已经习惯的梦一样的生活状态中。
在莫斯科河畔长大的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与谢尔盖·特列恰科夫兄弟热爱自己的故乡，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可代替绚丽多姿又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克里姆林宫和带给他们无限欢乐的莫斯科河。从少年时就帮助父母打理生意的特列恰科夫兄弟，不仅熟悉这个城市里的每条街道和小巷，更结识了一批具有进步意识并与他们一样热爱俄罗斯的朋友。正是伴随着成长时萌生的一种对故乡的深切情感和想要改变它的愿望，使特列恰科夫兄弟在后来的生活中致力于它在经济、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发展。巴维尔是家中的长子，与兄弟谢尔盖不同，他长于思考，沉默内向，思维严缜细密。这种个性使得他一旦下决心做某事时，就能够不改初衷地完成它—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实现了自己青年时即拥有的理想：把从社会中得来的财富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回馈社会—他建立了俄罗斯19世纪最大的以收藏俄罗斯画家作品为目的的私人画廊，并把它捐赠给了国家；而谢尔盖·特列恰科夫在商业与仕途发展中都很顺利：他的财产总额是兄长的六倍，并在1877年至1881年间担任莫斯科市市长。
1865年，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与薇拉·马蒙托娃结婚，新娘的叔父是莫斯科著名的商人及文化赞助人萨瓦·马蒙托夫，即19世纪末莫斯科著名的社交群体、文艺沙龙阿布拉姆采沃的主人。巴维尔与薇拉一生相濡以沫，共育有六子：四个女儿与两个儿子。但不幸的是，最为巴维尔疼爱的颇有艺术天分的小儿子瓦尼亚八岁时得急病去世；而另一个儿子则是天生的弱智。
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的一生都在忙碌中度过，他每年四次要去位于莫斯科郊区卡斯特拉马的自己的纺织工厂视察，忙于莫斯科的生意，进行起初由于爱好后来成为了必需的工作：参加莫斯科及彼得堡举办的各种展览，完成每年至少一次的国外旅行以获得最新信息。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是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新兴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具有支撑力量的商人阶层中的一员，并为自己的商人角色而满意。从个性来说，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是内向谦逊几近病态的人，尤其不喜欢出席名流云集的社交聚会。他一生中无数次避开公众场合，以一种非常否定的态度对待抛头露面、名誉、官位等世俗浮华的东西。他坚决拒绝接受皇家赐予他的贵族头衔，认为自己“生是一名商人，死时也将是一名商人”。
巴维尔·米哈依洛维奇·特列恰科夫肖像，1883年，列宾 二 19世纪中期，与一位大收藏家的相识及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后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产生了进行绘画收藏的想法。在这之前，他已经零星地购买了几幅国内外画家的油画、版画作品。1856年，他正式收藏了俄罗斯两位画家的作品，弗·戈·胡佳科夫的《与芬兰走私者的冲突》与诺·戈·什德尔的《诱惑》，这一年因此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特列恰科夫画廊诞生的年代。1860年，年轻的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在自己的遗嘱中这样写道：“我要把我资产中的150，000卢布用于在莫斯科建一座艺术博物馆或对公众开放的画廊。”正是基于这个愿望，他继续着自己的收藏活动。但逐渐地，他明确了收藏的方向：正如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所说：“我要收藏具有独立发展进程的俄罗斯绘画”，“我只收藏能够展示俄罗斯绘画面貌的作品”。
然而，在巴维尔·特列恰科夫进行收藏活动的初期，当时的社会意识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人们看不到其中的文化意义。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少数几个朋友外，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几乎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无人善意地评价他的做法，他的亲戚甚至想以“极度浪费”的罪名将他诉诸法律；当他为某幅画与画家讨价还价时，更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他只是个“毫无品味的商人”和“沽名钓誉之徒”。 事实上，社会责任与家庭义务之间存在的矛盾时而困扰着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尽管他很少与人说起，但从他的两封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从青年时期就伴随着他的想法逐渐地占了上风并日益地坚定，在1876年给画家克拉姆斯科依的信中，他写道：“家庭意味着完成最重要事业时不可避免的障碍，如果为了家庭把最喜爱的事放到第二位，那么将无法享受到它所能带给人的那种真切的快乐”；在1893年给女儿的信中，他又说：“我要把从社会中得来的用于社会，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我，从这种观点看，我也许不应该成家··对于父母来说，一定要对孩子履行教育的义务，但不一定要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或只能提供最低的保障：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劳动生存。”
尽管，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有时对自己的收藏是否具有独到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只是凭自己的爱好与直觉进行收藏活动，但他所收藏的大量巡回展览画派早期的精品就足以证明他是有胆识的、具有“异常正确”的艺术敏感性的人，这批作品也奠定了他收藏的基本方向与基础。可以说，巡回展览画派在发展的初期以其画作中蕴含的蓬勃生命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现代公民精神和直指社会弊病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得到了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的关注与支持，画派中许多后来闻名于世的画家最初都是被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慧眼识中的（如别洛夫、列维坦、谢洛夫等），画派中那些始终具有进步思想、最优秀的画家与收藏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超出于金钱关系之上的友谊。
对肖像画的定购与收藏是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所做的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有感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时代，巴维尔产生了为俄罗斯在各个社会领域做出贡献的人物留下一幅肖像画的想法，而这批肖像画将由他来进行分类和收藏。1868年及1870年，在莫斯科与彼得堡分别举办的“俄罗斯杰出活动家肖像画展”和“俄罗斯16世纪·17世纪著名人物画展”促使他加快了收集肖像画的举措。可以说，这不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工作，但它需要收藏家一以贯之的执着和画家与模特之间达成的默契；而其中最难的一个环节是说服那些业已成名的人同意自己的肖像被收入到这座尚不为人知的私人画廊中。比如，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才说服艺术观迥然不同的列夫·托尔斯泰同意为画家做模特儿。无论如何，收藏肖像画的工作在最初的5年中还是获得了丰收，收藏家主要向别洛夫、克拉姆斯科依与列宾等与他同时代的最享有盛名的画家订购肖像画；另一方面，他又不间断地收集19世纪之前各个时代的精品。最终，他成功地为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玛依科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留下了生动真实的形象，其中一些是这些人在人世留下的最后的画像。肖像画不断地扩充着他的收藏，这项工作陆续进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关心表现时代重大事件的作品，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他不惜巨资购买了军事画家韦列夏金的《土耳其斯坦》系列组画，这组系列画由已完成的油画、素描与速写稿组成，反映了土耳其斯坦战役的进程和画家在中亚的见闻，其描画的细致与内容的新颖是在俄罗斯前所未见的。然而，当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决定把这组系列画赠送给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时，对方以没有合适的场所也无力营建这样的场所而拒绝了。社会艺术机构的无能使他更加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必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他一人在俄罗斯可能完成此事。之后的若干年内，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又收藏了韦列夏金的《印度》组画和列宾、苏里科夫等人的大幅战争题材作品，并为这些不断新购的画作而几次扩建画廊。
1881年，俄罗斯文艺界三位巨人（陀斯妥耶夫斯基、鲁宾斯坦、穆索尔斯基）的去世使莫斯科的文化生活一片黯淡。这一年，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决定对公众开放自己的画廊。这所民族的、艺术的、历史的画廊从此成为了“大家”的，尽管在法律上它隶属于私人，但任何人，“没有种族与地位之分”，都可以免费来这里参观。
这种具有公益意义的举动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一家杂志评论道：“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这样的收藏家：他与以往的艺术赞助人不同，他的巨大资金花费不是为了自我享受和艺术作品的升值，而是为了社会利益和一项严肃的事业。我们知道，俄罗斯最出色的作品都被他收藏——这不仅是关系到金钱的事，其中更有劳动、智慧和对艺术的爱。”
1886年，由俄罗斯文化部门主持在彼得堡举办了22次、莫斯科举办了12次画展。尽管相关报刊对这些展览的关注有所提高，但观众的人数比起同期在芬兰举办的画展要少得多，更不要说与德国和法国相比了。一位艺术评论家在《1886年的俄罗斯艺术》一文中说：“可继续生存并不断发展的只有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画廊，在这一年中，它吸引了26650位观众，新购入了14幅作品；之外，它为俄罗斯画家们的266 幅黑白与水彩画作品新建了一个展厅......这一切应归功于它的所有者对画廊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不一般的自我牺牲精神。”1889年，英国一家报纸报道了有关特列恰科夫画廊的情况，从此开始，它在国外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知名度。
谢尔盖·特列恰科夫也是一名艺术爱好者，但与19世纪末的大多数俄罗斯收藏家一样（如舒金与莫洛佐夫），他只收藏法国19世纪40年代—80年代的先锋派绘画作品。1892年，谢尔盖·特列恰科夫突然去世，遵其遗嘱，他的不多的但极有价值的收藏品被转到了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名下，根据美术史家、画家格拉巴里的意见，这些收藏品中有19世纪中后期法国绘画的最好作品。同年，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把35年来积聚的所有收藏一起赠给了莫斯科市。这批捐赠被莫斯科城市杜马正式接收时，其中包括俄罗斯艺术家的1805幅绘画（油画、素描、水彩等），9座雕塑及83幅国外（主要是法国与德国）画家的绘画作品，这批捐赠被定价为1，429，000卢布。由于对人类文化所做的巨大贡献，巴维尔被授予“莫斯科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后，尽管画廊有了莫斯科市的专项经费支持，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仍不断地把资金投入到购买新作上，1894年，他就为此用去了37060卢布。在1893年—1897年间，由于他的努力，画廊新购入了200多幅作品。从1893年开始， 他每年都出版自己收藏品的目录，1898年的一期是最后也是最详尽的一期，其中已登录了1635幅藏于画廊中的油画作品。
由于他的慷慨捐赠及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社会震动，莫斯科市于1894年召开了第一届以特列恰科夫名字命名的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大会，预备给他以应有的荣誉，但令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真正感到快乐并接受的只是“莫斯科市荣誉市民”的称号，而派侄子去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
与此同时，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一直从事着社会慈善事业，与其他的“慈善家”不同，他擅长于做实际的事情，并从中能够得到快乐，而不喜出席各种仪式。凡是对莫斯科有所裨益的事情，他总是积极支持，莫斯科古代艺术博物馆（今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成立有着他不可磨灭的功劳，他在其建立的构想与资金来源上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巴维尔·特列恰科夫认为每个合格的公民都应该受教育，因此他在自己做监护人的一些教育机构中，免收穷人孩子的学费，并使自己纺织工厂内的工人和画廊中工作人员的后代都得到读书的机会。在他尚未成家时，就担任莫斯科市第一家聋哑学校的赞助人及监护人，终其一生，他认真地完成了这个角色（现在，这所学校以创建人与他的名字共同命名），为这所学校建立了医院、花园和当时极为昂贵的水暖系统。 
1898年时的巴维尔·米哈依洛维奇·特列恰科夫 三 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俄罗斯的艺术状况令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感到很难为画廊选择“最必需的作品”。在学院派与先锋派、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纷争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很明显，老一代巡回展览派画家此时已呈现出了题材、手法逐渐程式化的衰败倾向，正如格拉巴里所写：“我们只接受令我们惟一感到亲切的列宾和苏里科夫，我们想要更多的真理和对人性更多的理解，而少一些陈规··我们从心底厌倦了被用滥了的色调，重复的手法··”而年轻一代的艺术倾向与美学思想还未最终形成。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此时时常流露出对巡回展览画派陈旧画风的不满，但甚至他这位艺术圈的行家也不知道俄罗斯绘画会走向哪里。在看了佳吉列夫主办的杂志《艺术世界》后，他以自己一贯简洁的方式评论道：“装帧很好，但内容空洞无物。”
此时，步入老年的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对宗教越来越虔诚甚至痴迷，在某种个人的情感与爱好驱使下，他开始收集古俄罗斯圣像画。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共收集了62幅圣像画，其中有极为珍贵的诺夫哥罗德画派于15世纪创作的《众王之王》，莫斯科画派16世纪的《救赎》及16·17世纪莫斯科与斯特拉冈诺夫画派的其它精品。由于当时画廊正在扩建，这些圣像画直到他去世时仍挂置在他的家里，他在遗嘱中告诫家人，一定要让这些令他感到心灵宁静的古俄罗斯绘画对公众开放。
画廊的工作人员回忆，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常常一个人在画廊的各个大厅里踱步，时而停在某幅画前静静地欣赏片刻，对他而言，画廊是有生命的，它让他回想起那些已然流逝的岁月，那些已不在世的或仍健在的老朋友们。他在最后阶段购买并深深喜爱的一幅作品是列维坦的《永远的安宁》，他把它挂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担心自己去世后，在俄罗斯绘画的现实主义繁荣阶段所形成的收藏整体性遭到破坏，从而于1898年5月做出了修改遗嘱的决定：他把以前预备用来扩充收藏的资金改用在了画廊的内部维护与管理上。
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直是画廊孜孜不倦的监护人。
1898年11月初，在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参加了在圣彼得堡由佳吉列夫组织的展览后，几年来积聚的病痛终于使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一病不起。12月9日，收藏家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于家中辞世，他最后留下的话是：“珍惜画廊，愿所有人健康。”三个多月后，他的妻子薇拉也告别了人世。
葬礼那天，众多的莫斯科市民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位给他们带来无限艺术享受的收藏家进行了悼念：在寒冷的莫斯科冬日，他们走过莫斯科河畔、特列恰科夫画廊、那座收藏家曾任监护人的聋哑学校，直到把棺柩送至墓地。也许，画家巴连诺夫所说的朴实的话能够最贴切地表达出其他人的想法，他在给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的悼词中说：“......艺术家庭从此失去了一位热爱者、画廊的优秀创建者。对于亲近的人，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善良的朋友，而对于俄罗斯，他则是无价的、诚实的公民。他外表温和、谦逊，但实际上有着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它的完成，他从未妥协过。在这个社会道德观念薄弱、涣散，常与良心做交易的时代，看一看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可以坚持下去，不轻易失去信心。” 注（1）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的全称是巴维尔·米哈依洛维奇·特列恰科夫，由于在现代的俄罗斯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人的全称，故此文中省略了他的父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