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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大立/文
70年代据说是一个变幻不测的时代。作为70年代的一根尾巴，1979年留给我太多的记忆芯片。和家人从东北调到安徽芜湖两年后，我在父母单位，一家军工企业的子弟学校读二年级。大我3岁的姐姐喜欢听歌，不知她从哪里找来了一本本印有流行歌曲歌词和歌谱的小册子。在那个年代，上班，人们少得可怜的文化消费也不外是看露天电影，传阅杂志、听单位广播站的歌曲欣赏。那时候，谁家也没有电视，人们接收的各类资讯也是经过统一调控发布的。我在刚懂事的时候，就懵懵的发觉，很多很多的信息怎么都是模糊不清的。广播站放歌的时候，播音员从不介绍是谁唱的，谁写的，只说是台湾校园歌曲。《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童年》，它们全是对岸来历不明者，所以全部统称为台湾校园歌曲。它们大概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匆忙交接的一刻传遍全国的。
而文艺青年的祸根，应该就在那时致命的扎下了。
80年代据说是一个骚动不安的时代。不知怎么回事，我在成人之后竟然还牢牢记得读小学时教学楼外墙上义正严词的8个红光发亮的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可能正由于某段岁月太团结，人才会越来越紧张；正由于某种生活太严肃，心灵才会抑制不住的憧憬活泼。八十年代初，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广播电台强大电波的播放中，李谷一、朱明瑛、朱逢博、苏小明、成方圆、郑绪岚、王洁实、谢丽斯、程琳的名字走进了人们的心里，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流行歌手。但当我们痴痴坐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聆听她们演唱的电影插曲时，我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为什么会遭到有关部门和人士的点名批判。除了李谷一，她们大部分都翻唱过台湾或外国的民族歌曲，却都没捅大漏子，唯独是曾经到老山前线，在刚落完炸弹的最前沿，为保卫祖国的边疆战士演出过200场的李谷一，她在1980年演唱的《乡恋》被批判为“靡靡之音、黄色之音、亡国之音、亡党之音”，这也是30年里中国内地第一首禁歌。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它才解禁。当时，距离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书籍《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问世才刚刚半年。
奇怪的是，内地歌手们把那些来历不明的歌曲演绎得越动听，人们越削尖脑袋想找到原唱版本。我不敢告诉同学的是，还没发育成熟的我已经在这些闪烁其词的歌曲里开始偷偷去揣摩风情或爱情。为了让这些心爱的歌儿认祖归宗，我只好通过各种报刊杂志的边角余料去捋清脉络，《大众电影》、《电影世界》、《环球银幕》、《上海电视》、《海外星云》，母亲订的这些杂志全部成为我排查故障的线索。重重围剿、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水落石出，这些程序被我一路磨练得炉火纯青。就在这种营养不良的半封闭半开放环境里，我顺利的通过‘黄色歌曲’发现了邓丽君，通过邓丽君顺路知道了凤飞飞，通过琼瑶‘认识’了刘文正，通过朱逢博版的《橄榄树》找到了齐豫，通过成方圆‘摸到’了罗大佑、通过《搭错车》听到了苏芮。内地歌手对20年后，我在中国某知名乐评前辈编写的一本资讯简陋(而且模糊)的回顾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书里得知，早在1981年1月10到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过两场“台湾歌曲演唱会”，由大陆艺人演唱台湾校园歌曲。而5天之后，上海电台推出了“立体声之友”节目，专门介绍最新西方和港台音乐。南方，永远对细节保持着一种敏感性，以及一种行动上的自觉性。1986年3月，我再接再厉，翻出了我家杂物室床下一台父母结婚时买的电子交流管收音机，直接对准了海峡对岸，在每周三下午5点半到6点的流行歌曲龙虎榜里听到了邓丽君、潘越云、苏芮、黄莺莺、齐秦、文章、蓝心湄、林淑容、江玲、刘德华一首首惊心动魄的原人原唱。
在二十世纪的流行音乐里，能把全世界十多亿华人的心连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人，邓丽君。为什么？因为她只在乎爱情。对她来说，歌唱就是爱情，就是爱人。她把自己毕生所有的爱全部唱进了歌中。如果歌唱要付出一个人生命的代价，那就是爱的代价。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民来说，邓丽君是金曲，也是禁区。在我们的音乐记忆里，邓丽君是第一个敏感的符号。她不光让我们认识了台湾流行歌曲，也认识了一个美丽而深情的宝岛，她甚至还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靡靡之音”，什么叫“黄色歌曲”。她的歌被封为禁歌，但事实的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七十年代末的南方，邓丽君的录音带甚至被列为必备的嫁妆之一。在过去说邓丽君是特务，对一名歌迷来说，自然有一些歌特色彩。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邓丽君的歌担负了一种极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用柔软真挚的歌声去解冻僵硬虚伪的现实——这应该也是一种“特务”的功能。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看，邓丽君的歌在30年里还见证了两岸的国共合作这项大业——从冷战、敌视到和解、和谈、合作。其实邓丽君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觉悟，她只是喜欢唱歌。上天生她，就是让她来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唱歌的。直到今天，邓丽君的歌解禁了，但人没有被平反。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个老百姓都知道，邓丽君不是靡靡之音，而是天籁之音，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笔财产。
1983年，我家买了12寸的黑白电视，从此，听歌的渠道有保证了一条。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霍元甲》成为第一部走入内地银屏的香港电视剧，从1983到1986年，随着《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流氓大亨》、《笑傲江湖》、《警花出更》、《武则天》、《猎鹰》等港剧在内地的播出，直接引发了粤语流行歌曲在中国内地光速传播的狂潮。当迅雷不及掩耳的片尾字幕开始闪现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纸和笔早已紧紧的攥在手心。叶振棠、叶丽仪、罗文、甄妮、梅艳芳、徐小凤、汪明荃就是在这最紧张的一分半里奠定乾坤的。他们是中国内地第一代粤语歌发烧友的引路人。我也是一边看片尾的字幕，一边抄主题曲歌词学唱的。因为对歌曲本身的关注，我还记住了黄沾、顾嘉辉、黎小田等词曲创作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同样是线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80年代，央视的春晚成为传播港台音乐最强有力的一个途径。张明敏、费翔、奚秀兰、罗文、文章都是在每年最震撼的5到8分钟里一锤定音的。1990年，文章在内地举行演唱会。1989年夏天，我又发现了一个强势通道，当年7月30日，上海电台“上录音乐万花筒”节目推出国内第一个流行歌曲排行榜单元，港台歌曲在内地的传播终于名正言顺的走上正轨。
90年代据说是一个举棋不定的时代。西方音乐以各种途径排山倒海的扑向中国。中国流行音乐齐刷刷的开始和西方音乐沾亲带故，这10年的精品，基本大部分都是台湾乐坛制造的(尽管台湾的造星工程也开始全速起飞)。1994年，迷恋西方音乐的我南下广州工作，对华人音乐的接触暂时告一段落。1995年夏天，我看了第一场中国摇滚乐的演唱会，王磊的“出门人的呐喊”。1997年底，我写了一篇齐豫《骆驼
飞鸟
鱼》的评论，发现华语音乐并没有停滞不前，才终于重拾对华语音乐的热爱，而与此同时，我和中国地下音乐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1997年，我和游威、风子等生活在广州的一群华语音乐爱好者开始给《粤港信息日报》每周日的‘音乐花园’栏目推荐最新发表的华语唱片，那一年，我们把黄耀明的《人山人海》评为了1997年华语唱片十佳唱片之首，在运作了3年后，游威终于创办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我自然也成为了评委之一。每年，来自内地和港台的评委会对一年内公开出版的中港台三地的专辑进行评选，优胜者获得每个单项奖，国语、粤语、歌手、作词人、作曲人、民族音乐、民谣、摇滚、电子、年度专辑，这些奖项的设置证明了华人音乐的30年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据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时代。2004年4月，我第一次去香港，参加全国荣迷纪念张国荣的聚会。也就从那时起，华语音乐进入了一个分流的时代。旧的巨星消逝，新的明星升起，新一轮乐坛气候快速形成。但令人惆怅的是：有一种感动却似乎再也找不到了。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让中央电视台、调频电台和专业杂志终于渐渐成为了历史。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时至2004年，我们这些乐评人写唱片评论还不得不先去街上买盗版唱片。记得2004年我买过的3张盗版唱片是梅艳芳的遗作《经典金曲演唱会》、周杰伦的《七里香》和罗大佑的《美丽岛》。2005年开始，互联网的资讯越来越有营养了，我们再也不用风吹日晒的奔走盗版店了。那一年5月，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连续第二年举行现场颁奖礼，大会特别设置了一个“向80年代致敬”的单元，当罗大佑、黎小田、潘越云、达明一派、朱明瑛、程琳、李克勤、李达成、廖百威、窦唯、陈珊妮与拜金小姐、黄耀明与达明一派、王磊、许巍、陈奕迅、容祖儿、古巨基、林一峰、刀郎、周云蓬等几代音乐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那恍如梦中的一幕，相信会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永久铭刻。2006年7月，我策划了胡德夫内地第一场演唱会，‘逆风的稻穗’广州弹唱会。同年，我还协助一个朋友在广州还做了世界上第一场满语演唱会，沈阳音乐人萧寒‘仰望九月’广州弹唱会；2007年，同样在广州，我们迎来了台湾原住民音乐的标头兵，野火乐集的‘唱自己的歌’中国巡演，同一年，我在30年前北京北锣鼓巷童年玩泥巴的同一地点等到了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弦的弹唱会；2008年，还是在广州，我们迎来了台湾‘大大树’的客家音乐人林生祥、罗思容‘每日种树’弹唱会中国巡演；2009年，依然在广州，我们继续迎来‘大大树’的泰雅族女音乐人云力思‘泰雅古调’专场。
2009年，游威又有了新的思路，创办了一个站在更高更阔层面的面向全球华人的殿堂音乐奖——“华语金曲奖”，发扬香港“十大中文金曲”30年以来表彰经典的传统。这也许说明，华语音乐的又一个30年已经重新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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