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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见刘博智，然后阅读他画册中的图片和文字，居然有一种多年不见的感觉。我们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年底，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顺利开幕，刘博智也到了连州。因为是他自告奋勇来连州参展，所以不算“重要”人物，安排住在条件不太好的旅店。想不到他在这个旅店开始了另外一种观察。
刘博智来到一个离连州四十公里的村子姚安。在那里他看到一处破房，房子有阁楼，阁楼门板写着：“禁止人入内”的字样。另一处却写着“你有白马王子吗?”阁楼里躺着一个女人，据当地人介绍，这个人精神有毛病，男人已经死去好几年。刘博智走进去和那女人打招呼，女人面无表情。她身上盖着一床被子，只剩下一把把的破棉絮。刘博智摸了她的一只手，冰凉。而另一只手则是浮肿的。
面对可怕的贫穷，刘博智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摄影家只是拍照，他的意义在那里?他难道可以对拍摄对象，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对象无动于衷吗?当然，刘博智已经马上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即时捐助，动员他的朋友捐助，为这个精神病女人建造房子，为她的儿女解决工作问题，让他们能够有所自立。第二年，房子果然建起来了，那个女人居然开始走出房子，居然开始有了笑容。
之后我们有了工作交往。2006年5月，刘博智带了二十多个美国大学生来中国，他们的课程是学习观察，其中一站就是连州的姚安，就是那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家人。再之后，我受他邀请去肯萨斯大学艺术学院做报告，介绍中国当代摄影的一般状况。在美国期间，他让我看他所带的学生在中国拍的照片。那些照片当然还有不少问题，但我仍然震惊其中对于“观察”的理解。刘博智告诉我，这些学生大多都不是学习摄影的，他只是对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就是进入中国以后，一定要问自己“看”到了什么，而不是去猎奇。晚上，我和刘博智在他的工作室长谈，从生平、摄影、观察到中国。他谈得最多的是一个叫“摄影之后”的问题。他不断地提起连州的姚安村，村子里那个可怜的女人，以及她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他告诉我说，男孩子已经长到19岁了，从来没有读过一天书，因为被同龄人欺负，丧失了自信心。女孩子12岁就要担化肥，因为年龄太小，脊梁骨都挑弯了。然后他提到了救助计划，已经做过的事和希望再做的事。
这就是在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刘博智的讲座的由来。那已经到了2006年12月，我和刘博智站在连州图书馆的会议厅。刘博智请来了姚安的人，请来了那个可怜女人的女儿，一个个子矮小的小女孩。他放他在姚安拍的照片，用广东话讲述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则马上翻译成普通话。最后，讲座成了现场捐助会，刘博智号召每人拿出10元钱，好为这一家人已经盖起来的房子装上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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