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波普与民粹

11月11日晚，2008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系列强势发布。作为艺术设计领域公共设计成果，五个“娃娃”依托鼓荡的“奥运”雄风，瞬间成为承载千年中华文明与时代精神的“范例”为世人瞩目。然而，从实质上看，此组作品绝非完美无瑕。更紧要的是，若视此为中国设计的一次“天才”(此评语见《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12日，第A5版)创举，则大为不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艺术设计已向世界接轨，在借鉴德国包豪斯等设计理念的同时，也从单一传统借鉴模式走向以传统为依托，进而要求从中衍发、创造的一种多元复合创作观。如果以50年代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作为真正中国现代设计分水岭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前辈设计家集体探索、开拓下，现今中国艺术设计已逐步走出依托建筑、美术、工艺的阴影，真正迈向以相对独立的姿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的设计自觉过程。自觉的本质是指向“人”，是人如何运用智慧开创未来。

　　但“福娃”系列却绝非一个勇于解决问题的好榜样。姑且不论中西词源学广义或狭义上“吉祥物”是否应该包括人与动物，先看看各国历届设计，基本以动物为造型基础，其首要意义是保证“物”在人的世界中的参与、共生，表达一种物我谐和的设计理念。而“福娃”不然，除了“熊猫”的造型外，完全是画了4个人型来取代本需费尽思量的设计提炼与变化。按照最终设计者的理解，这是为了配合人所参加的体育运动，曾经考虑过“一根棍”的拨浪鼓，却因为结构的局限无法从事骑马、打篮球、游泳等体育运动而放弃。(同上条《北京青年报》)画个人型自然就没有局限了，4个娃娃，加上有胳膊有腿的苗条熊猫，的确能满足效仿人的运动的需要。

　　可这般的取巧还是设计？以后凡吉祥物就画几个不伦不类的“人”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其实，如此单纯的概念偷换从亚运会“盼盼”身上就已经包含了。当时我们的设计师还可以没有经验为借口，可时代发展至21世纪，国内大小各色会议的吉祥物，往往不还是画些拟人的动物、植物了事！最荒唐的例证便是今年11年21日公布的2006年“第三届全国体育大会”吉祥物桂花人“呵呵”。

　　这不是设计，而是拙劣的比拟。让我们想想最近一次希腊奥运会的两个吉祥物，尽管也是人型，但却抛弃了简单的模拟。希腊古代神灵何其众多，大可照抄、拼凑某某人性化的运动之神来解决，但真正有创造精神的设计家却绝不乐于偷懒。对困难的妥协不是设计应有的秉赋。看看那些由5个“娃娃”衍生出38个大项和单项运动图形，再一次反衬出我们某些设计人员是技穷了。

　　设计过程并非总是痛苦不堪。尽管设计师的劳动很值得尊重，可“福娃”设计过程却又被设计者和大众媒体描写得犹如难产般艰辛。而实际的作品呢？我们看到，除了运用“比拟”的创作手法外，那5个“娃娃”只在头上作了简单的拼贴工作，分别戴了5顶寒碜帽子。这里不是要锱铢必较，不是不允许借鉴与临习。但文明不是用帽子可以戴出来的。“福娃”的设计者弃662件民众投稿作品于不顾，自我挪用一个并不成熟的“五行”灵感。(同上条《新清华》)我们也暂且不论此种场合出现五行在内涵上是否妥适，但光就颜色位置安排一点，本来居中意味着土地的黄色被南方的烈火红色所取代，也就是“欢欢”为了做作地投合名称的顺口而被安排到了居中的第3位，便已经乱了“五行”的规律。而这般的“以火攻心”，更绝对算得上伤了中国传统。退一万步说，我们为了和奥运五环相配可以放松对五行颜色暗合的计较，那么，也请设计师先把这个不必大肆宣传的滑稽噱头放一放。

　　目前设计界弥散着一股令人很不愉快的风气。作品不靠本身的魅力取胜，而是靠某些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强大的社会活动力。这是巧言辞令。5个本来可以很纯真的“娃娃”被有形无形地加上繁多而可笑的说头。其实，如果“五行”的创意是拿来主义，那么，这“戴帽子”不过也是抄了中国民间的娃娃“虎头”。再在老祖宗的故纸堆里刨出些可供涂抹的形象，什么大汶口、北京风筝，什么刻纸、木版水印(同上条《北京青年报》)，于是这“伪民间”的煌煌大功便告成了。而设计的真谛竟也丧尽。

　　五六十年代的先生们在坚持民国以来对中国民间、传统梳理的同时，仍坚持敦促学生们要奋力创新，切莫只会照搬已有的、现成的。如今倒好，抄袭成了高级意识，而且还抄出了国，从5个娃娃的动态效果看，暧昧地“借鉴”了流行的日本卡通元素。真是成了一个道地的设计波普！全国仍在被“扩招”的设计类专业学子们若以此为范，恐怕要美感泯灭了！

　　艺术设计在中国刚刚新有振作，除了关注结构、色彩、成品外，我们的设计文化也在萌芽。可从这几年的形势看，这文化的内涵本身也变得世故且令人不堪起来。设计上的“戴帽子”与汽车设计的不振，服装箱包的贴牌假冒一样，折射出设计气候的某种好逸恶劳和唯利是图。同时，背后更有一种隐秘的民粹思路。

　　我们不反对集中创作，一如我们不反对优秀的艺术作品不能不经思索、不经苦痛而获得。但，从媒体公布的“福娃”设计过程描述也似乎反映出，全国百多投稿件可能还不如受过高等教育的最终修改者们。热情的民众会是怎样的心情呢？讽刺的是，设计者那些东拼西凑的结果却又偏偏高喊着以民间为本(同上条《北京青年报》)，这又何其矛盾。抄袭是空洞，矛盾则是骑墙派。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本来就处在初始阶段，从设计受众角度看，事实上的确存在精英和大众的区别。精英们受过艺术熏陶，他们认为好的作品经过一定的“人脉疏通”最终成了民众被迫接受的。然而他们却没有承担应该平等地向民众传布设计审美的职责。一旦成了精英，便开始了“民粹地”一味“向上”的过程。

　　这样的道路最终的指向是重新畸形地重视“物”，看中以金钱，名誉等一切为基础，得以堆叠的虚妄形而上楼阁。所以，中国的艺术设计到现在仍然不合用度，所以我们的人心叵测而令人嫌弃，这就是祖辈说的，“奇技淫巧”足以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