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件多年来一直收藏在民间的国画精品巨作得以亮相，它们一出现就在业界引起了轰动。之所以称其为巨作，一是它们的作者分别是我国近现代画坛的大师级人物――张大千和傅报石，其二是因为它们的尺幅巨大，特别是张大千的《碧嶂白云图》，高151厘米，宽度达362厘米，在擅长绘制巨幅作品的大千画作中也属罕见。记者近日从这两件作品的收藏机构了解到，这两件大师巨作将首先在上海艺博会上进行公开展示，然后还将择期来北京进行展览。

    据著名画家、鉴定家陈佩秋先生考证，张大千的《碧嶂白云图》作于1945年，即大千先生敦煌归后的第二年，为其40年代巨幅青绿山水之代表作。这件作品画面结构严谨，气势恢宏，丛林葱郁，疏密有致，山川雄秀，草木华滋。用笔已在以前单纯的飞动俊逸中增加了浑厚遒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体现了敦煌艺术对大千早年野逸派笔墨技法滋养后而形成的特别韵致，生动地代表了他这一时期山水画的成熟画风。

    大千先生曾于敦煌临摹了大量大型壁画，这便使他在绘制巨作时更显游刃有余。返川后，1945年的夏天，大千一直居住在成都昭觉寺，在那里他创作了多幅巨制作品，这在他赴敦煌之前是少有的。据叶浅予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千先生曾以四张丈二大纸，仅一天时间便画了一堂《荷花》通景，对他作画的如此气派和神速，叶浅予大为惊奇与赞叹。所以，乙酉夏（1945年夏）所作的《碧嶂白云图》也应是在成都昭觉寺内完成的。

    大千先生在画幅左上部题曰：“碧嶂遥隐现，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静即太古。石田翁句。昔人称吴仲圭师巨然得其笔，王叔明得其墨，予此纸以北苑《夏山图》笔法求之，所谓上昆仑寻河源也。” 吴仲圭和王叔明即“元四家”中的吴镇和王蒙。这段跋语在当时大千先生的诸多画幅里经常出现，而跋语所言“昔人”正指董其昌。如果说大千先生创作《碧嶂白云图》是“上昆仑寻河源”，那么， 1968年创作的巨制《长江万里图》也仍然与《碧嶂白云图》的章法笔法有相似和共同处，这种相似和共同处始终贯穿在他山水画的成熟期和后期（包括泼墨泼彩）的作品中，这就是他终身企仰的昆仑河源。

    而另一幅《东山报捷图》纵82厘米，横170厘米，设色绢本，出处流传有序，同样堪称抱石作品里的大幅之作。这幅作品作于1942年，是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所作。作品描绘的是东晋名士谢安处淝水大战之际，镇静自若与友弈棋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公元383年盛夏，符坚率大军一百一十多万，大举伐晋。东晋仅有八万军队与百万秦兵相抗，兵力相差悬殊，东晋都城建康上下震恐。谢安却沉着镇定，派其侄谢玄等应战，他则携亲朋好友一起游山下棋。闻士兵前来告捷，其举止亦不因得胜而有异于常。从图中可以看出，佩冠而思者即为谢安。画面中的人物线条流利劲挺、高古传神，背景删繁就简，大笔挥洒，酣畅淋漓，烘托和凸现了前面的人物刻画。这幅作品，体现了傅抱石的绘画天赋以及他对历史题材精神内核的出色把握。

    “营制历史上若干美的故实”，是傅抱石喜欢创作的题材之一，他本人认为这应该是人物画家的一条主要路线。傅抱石有叙史的癖好，历史之美往往能通过他的画笔，得以艺术地再现。即便有的题材比较生疏，如《洗手图》、《觅句图》等，对于历史知识丰厚的傅抱石来说，都能将它们表现出来。此幅《东山报捷图》正属于历史类的题材。

    《东山报捷图》是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所作。那时，他的经济状况欠佳。诗穷而后工，画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回首傅抱石一生的创作，也以金刚坡时期为颠峰。20世纪50年代后，他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都大为改观，艺术风貌亦另辟新境，与40年代昭然有别。在重庆时期，郭沫若与崔万程可说是傅抱石的两位知己，一个是政治文学家，一个是银行实业家。郭沫若与其的交往和帮助自不待言，后者则支助他的创作和生计需要，而傅抱石唯以他的精心之作给以回报，如赠郭沫若《丽人行卷》等。崔万程从事金融，与当时诸多书画家有交往，他在1944年至1945年曾请中国美术学院（重庆）的画家为其画了一本十四开册页，有傅抱石、张安治、蒋风白、宗其香、岑学恭等人。在此册页中，傅抱石分绘仕女、高士、山水凡三开，并受崔万程嘱题册首。由于崔万程特殊的友情，故傅抱石在给崔的作品上的题款均相当尊重，这在傅抱石给他人的画作上并不多见。《东山报捷图》署年农历壬午十月，当为1942年公历11月与12月间，傅抱石当年在重庆的壬午画展为1942年10月10日至12日，故此画极可能是为了答谢崔万程对他该次画展的襄助之情而作。

    崔万程上款的傅抱石作品在近几年也时有露面，2000年在北京瀚海拍卖公司的大拍上，就有一件崔万程上款的傅抱石作品，那件作品作于1943年，同样是金刚坡时期，也是尺幅巨大，当时这件作品就以385万元的高价成交。上述的合作册页也曾在2002年上海崇源首次拍卖会上竞拍。时至今日，这两件大师巨作如以经济价值衡量其价值都在千万以上，而更大的价值则是它们的露面得以让更多的书画爱好者领略大师创作的风采，也为研究两位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