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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内心寒冷的人？青春代言人？
《文化广场》：在你眼中，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徐敬亚(诗人，诗歌评论家，海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教授)：海子可能是中国当代唯一一位在世时几乎无名，而死后名满天下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如此稀少，因其必备两个条件：一是诗人逝世时年轻而突然；二是他的诗必须经久地被认同。
在我的个人阅读记忆中，海子的诗如同高贵的丝绸，质地坚实而明亮，然而这丝绸却不安地起伏着，充满了神秘与忧伤。这就是海子诗歌带给后人最了不起的双重启示：一位诗人在关注事物时，那么凝神、专注，以至于使他的语言达到了沉实与朴素的地步；而在这表面实朴的背后，却是精神巨大的空灵与游移。可以说，语言的明亮与内心的伤感，构成了海子诗歌神秘的阴阳两面。
海子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这没有任何疑义，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诗与他的死，以及其诗歌地位发生了某种或大或小的因果关系。由于特殊年代的特殊刺激，一位诗人的逝世，使他的诗得到了更充分的阅读，以至于使一个突然结束的时代，在他死后以继续阅读的方式被延长着。所以，有人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有人说：“1989年3月26日，宣告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终结……”后代人读这些话会感到很荒唐，但这却是某种诗歌史的真实。
对于一位诗歌批评家来说，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是海子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句的被误读、利用与商业曲解。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谁能告诉那些无耻的房地产广告：写出他们中产阶级般幸福生活“广告词”的人，是一个彻底的绝望者，一个只能“从明天起”才春暖花开的死亡般内心寒冷的人！
翟永明(诗人)：他是一个优秀而执着的诗人。
李少君(诗人，诗歌评论家，《天涯》杂志主编)：如果可以，我觉得可以称海子是一个民族主义抒情诗人，虽然这有些像贴政治标签，但我想不出更好的概括，或许，也可以称是青春代言人。
海子对于当今诗歌的意义
《文化广场》：海子对诗歌、对整个时代、对当今社会有什么贡献？
徐敬亚：事隔20年，我发自内心地敬佩当今人们对于海子诗歌的纪念行为。是这种纪念，使我们再一次继续收获这位不幸者之死之诗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新的启示。想想海子，想想诗歌，想想20年前与20年后，这意义太大。诗的“神性”与“抒情性”，是海子对于当今诗歌的两个意义。
本时代最新的诗歌潮流，恰好也有两个特点——琐碎、芜杂与具象，是当今网络诗歌平民般合身T恤一样的语言特点；而扁平、空心与无厘头，则是网络诗歌最轻松的青春脸孔。
重读海子，在感到时代性沉重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对生命对天地万物的敬畏。重读海子，在感到内心过度宣示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久别重逢的人情味儿。
“神性”永远是诗歌必备的翅膀。诗的太阳只有升于高空，其光斑才能闪烁在万物之上。 20世纪后，在弗洛依德“潜意识”的鼓动下，在艾略特的理论与写作的双重带领下，诗人们抛开了昔日自我，在现代事物与语言、符号之间不断地解痒般地美妙摩擦。一系列带有所谓“先锋性”的感觉实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忘记掉了古老的抒情。“反自我”、“冷抒情”、“下半身”等等先锋宣言，无不以消灭抒情为主要目标。
我承认，人类大规模抒情的时代早已结束。由于抒情产生于自恋或自戕，由于对自己精神与肉体的过度关注，由于人群的大量繁衍，以及信息与交流的过度泛滥——抒情的声音越来越趋于甲乙相似——然而这些都不能成为诗歌抛弃抒情的理由。只要人类的进化速度不变，只要人类内心充满自言自语——抒情，便永不会成为过时品。我曾说过，抒情，是人类永恒的念头。我也曾说过，“感觉”与“抒情”，是人类诗歌之河两个最充沛的源头。
翟永明：海子对诗歌贡献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激情，对时代贡献了一个诗人在当代社会的可供想像的生存形态，对社会贡献了一个可供房地产商用一辈子的广告词。
李少君：海子是比较早将其诗歌哲学基础转向东方文化的诗人，因为“朦胧诗人”大都是“西化脑子”，杨炼的“寻根”更像是策略性的，只有海子，他出生在安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安徽的秀美山水，令他天然亲近自然，而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基础，就是“道法自然”。
我想，这也许就是海子始终具有神奇生命力的原因，虽然他的自杀事件更像是“中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毒”。我觉得海子的意义也许在于他将视线投向了东方文化，而这启发了后来的诗人们对于自然与大美的关注，海子的诗歌，也因此安慰了很多灵魂找不到家园的人们，最终回到古老的土地与山河。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贡献。
中国写诗的人数不胜数
《文化广场》：在你看来，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如何？现在中国大概有多少个诗人？
徐敬亚：在这个衣食之争的大国，诗歌仍然令人惊奇地繁殖着，并缓慢而平庸地生长着。中国有多少个写诗的人，就有多少位诗人——这“一律点头承认”的等号背后，是网络时代全民平等的象征，是艺术平民化的胜利。
翟永明：用“个”来计算诗人的人数，也许代表了许多人对诗歌的看法，实际上，中国在写作的诗人数不胜数。
李少君：现在应该是新诗诞生9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诗歌开始深入底层，广东深圳出现大量打工诗人、底层诗人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不是像上世纪80年代，诗歌始终是精英文化，限于大学圈子。现在，新诗已经真正草根化日常化了，由之开始，诗歌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个高潮。
中国当代诗人数以百万计，我估计深圳都不下数千，而且有大量风格独特的诗人，但是有广泛影响的诗人还不多，这需要时间。就像机械业“中国制造”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只有寥寥几家，如今满世界都是。文化文学总是滞后的，假以时日，应该会有一些具世界影响的中国诗人出现。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关心诗歌
《文化广场》：现在什么样的人会关心诗歌？
翟永明：热爱诗歌、追求物质之外享乐的人。
李少君：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关心诗歌。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诗国”，更大的意义是，诗歌寄托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与安慰。
中国古代就有“诗教”传统，重实用讲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样获得生存的超越性意义，其实就是通过诗歌。中国古代依靠诗歌建立意义，因为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诗歌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诗歌教导了中国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时间、爱与美、他人与永恒这样一些宏大叙事，诗歌使中国人生出种种高远奇妙的情怀，缓解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紧张与焦虑，诗歌使他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并最终到达自我调节内心和谐。所以，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人都写诗，每一个古代中国人都读诗。把诗歌学习作为人生成长的基本课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学诗。诗歌抚慰了所有中国人的心灵。诗歌在中国，既是教育，教养，又是宗教。因此，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现在关心诗歌的人，是那些精神敏感的人，那些关注生活意义与价值的人，他们试图从诗歌中寻找灵魂的家园。他们是一些较早的醒悟者，其他人迟早会追随他们。
诗歌既没有沉寂，也没有走向衰亡
《文化广场》：有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越来越沉寂，甚至正在走向衰亡。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徐敬亚：在我看来，一切都平安无事。诗歌既没有沉寂，也没有走向衰亡。诗，历来都是孤独者的行为。
我仍然愿意坚守两条原则：第一，应该更宽泛地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诗，即在民众中稀释诗的过分崇高；第二，真正的诗人们，应该更严格守住内心好诗的标准，以虔诚敬畏之心对待诗，即诗人与诗歌自身的自律。有了这两条，就没那么多争论与不平。
翟永明：这个说法早已有之，我都懒得回答了，我们拭目以待吧。
李少君：这种说法，要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故意无视事实。如今诗歌仅仅就活动而言，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多的时候，出版物也是如此。在文学刊物普遍萎缩的情况下，诗歌刊物越来越多，且由双月刊而月刊而半月刊，这还不说明问题吗？诗歌在当代社会显得无用，而这么多的人还喜欢诗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这恰恰说明诗歌是他们来自内心的真正需要，即使诗歌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甚至还可能耽误时间，让人软弱，但人们仍无怨无悔地喜欢诗歌，维护诗歌。
当然，我能理解这样的舆论，说诗歌沉寂了，其实只是因为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人们的关注点多元化，所以表面上诗歌不如以前受关注。或者，有些人关注点在其他方面，就以为诗歌无人问津。但是，说诗歌无人关注就像说精神无人过问，这种说法荒唐之至。
当然，也许精神确实有些人不过问，所以如今出现大量精神心理问题。其实人不管做什么，不管赚了多少钱，当了多大官，最终要落实到一个核心，就是求得灵魂的安妥，身心的安妥，而诗歌有此作用。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在农村长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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