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觉得正是这些所谓普及性的书，才构成整个学术非常坚实的积淀。您刚才说的那种使人很迷惑的翻译，包括我们所说的“英语式的汉语”这样一种句式，我看的时候也觉得这样的写作太不负责任了。而且当我看到了邵先生1989年的《欧洲绘画史》，包括《西方现代美术思潮》，我都感觉到对于我们青年学者来讲，老一辈或者建国初的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学者，确实他们学术积淀的厚度，反衬出今天很多学者的浮躁，我觉得有很大的差距。邵先生的这本新版的《欧洲绘画史》和您1989年的那个版本增加了哪些内容？您是从哪些角度把它表述出来的？

邵：具体的说，这本书改正了原来一些疏漏，包括文字的疏漏，和内容不够完善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新的部分我稍微增加了一点，因为艺术史不可能写到当代，我们一般写美术史，像中国也是，比如写到1990年，写到1999年，写到2008年，不可能，因为还在运动着的事情，还在进行的事，正在进行时，一般不收到美术史，美术史一般收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因为现在正在流行的东西一般不应该收入美术史，这部分我增加了一些内容，进行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这两点。另外文字上做了一些论述，但是这还不够，说老实话，写书也好，写文章也好，跟揉面团差不多，面揉的越多，馒头、饺子就柔和，面就好吃。这本书揉得还不够，还是匆忙，这个要坐下来很冷静的、很细致的，要好好的论述，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我说的是老实话，不是谦虚。

于：往往越是大家越有这样的赤诚和谦逊。

邵：真不是谦虚，有时候看了以后，自己感觉到出一身冷汗，这个地方错了，那个地方文字用的不通。

于：我记得傅雷好象也说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也把他年轻时候甚至中年的译稿全撕掉了，这种学术的严谨性其实是决定学者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邵先生是国内研究西方美术史、研究当代美术的权威学者，其实我也看到很多西方美术史、西方艺术史，名字越叫越大，比如“世界艺术史”等，您的这本书叫《欧洲绘画史》，这两个词其实都是有限定性的词，就这点来看，您觉得做这样一个具有地域性的、特定艺术门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专题史，它和世界史的框架有什么异同，或者它可能还是有相同的地方，包括在视角上？

邵：为什么人家让我写西方美术史我说再等等，为什么写《欧洲绘画史》呢，因为我觉得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欧洲绘画，美国绘画的影响当然也有，当代美国艺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欧洲绘画从绘画这个角度比较经典，它在西方艺术的格局面是比较经典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写《世界绘画史》，它很杂，而且我们没有深入研究东方的，没有深入研究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材料不少，这都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就选《欧洲绘画史》，我觉得对中国当代油画、中国当代艺术来讲，《欧洲绘画史》的影响最大，而且它是反映绘画成就最集中的一个方面，因为欧洲油画、欧洲绘画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对我们中国影响最大，另外加上我的能力有限，所以我就选了《欧洲绘画史》。

于：我觉得这本书首先作为二十年前的一个旧版本的更新，在二十年之后又重新又增译了很多内容，它的内容包括整个图片、整个叙事方式，包括很多内容的增加，从这个角度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摆在后来的很多学者面前的一个很高的标杆。所以，我想邵先生这本书定会出第二版、第三版，成为一个经典性的著作，您对于后来的这些学者们有什么样的期冀和希望？

邵：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普及性的东西，对青年朋友或者比我年轻的一些研究外国美术史的同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件普及性的、系统的工作，这样做对中国文化、对中国艺术是非常非常有用处的。一定要认真去做，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我的这本书谈不上是学术著作，真的是一个普及性的著作，这是自觉的，而且我深信这不是一个什么挺了不起的工程，但是我花了劳动，确实费了劳动了，因为说老实话，要把一件事情弄清楚，包括把一个译名弄清楚，把一个名字翻译清楚都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些艺术作品的标题，这个书里面还是有不少值得我推敲的地方，但是没来得及推敲，假如年轻的朋友们要做这类工作不要小觑，这个不是学术著作，好象引经据典，写成长篇的大论文，这个当然非常好，但是假如没有这种基础的知识的积累，那些大的东西夯的土就不扎实。我相信未来西方美术史研究在中国会一代比一代好，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肯定的，我相信这一点。所以，这本书谈不上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我觉得这对中国的文化能多少有一点益处，自己就感觉到很幸运。

于：感谢您接受艺术中国采访。

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