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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目前所知面积最大、同时期内唯一的保存较好的杨官寨遗址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考古专家的大胆推测中，这个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我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市边缘有一条长达1945米的环壕。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生活在城中的古人有的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
2004年，在工业园的一次修路工程中，一座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的遗址被挖了出来。因为地处杨官寨，考古学家把其称为杨官寨遗址。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表示：“这是目前所知面积最大、庙底沟时期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所谓环壕聚落，就是大型人类聚居地。
3月31日，杨官寨遗址入选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位居榜首。
4月，《外滩画报》记者赶赴杨官寨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官寨考古队已经在这里钻探和发掘了4年，记者在现场见到：一条长达1945米的壕沟内，24.5万平方米的杨官寨聚落已初见雏形。在考古专家的大胆推测中，这个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城市。
铲出的古代世界
“鹿塬形胜占秦雄，二水溶溶浸碧空。渔唱不离烟霭外，人家长在图画中。”清代高陵知县丁应松曾经用这样的诗句来描绘高陵的风景。其中“二水”指的就是泾河和渭河，这曾经是陕西最重要的两条河流。
古代人类文明基本都以河流及流域为发源地，杨官寨村就位于泾渭两大河流汇合处西面。“渭河的支流比较多，仅与秦岭有关的支流就有70多条。一般情况下，在这些支流两侧的阶地上都有仰韶时期居址，其数量堪比现在的村落。渭河就像一条大项链，维系着一颗颗如珍珠般点缀着的仰韶村落。”王炜林介绍道。为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泾渭工业园内设立了泾渭考古基地。
2004年5月，泾渭工业园决定实施南面路段的延伸工程。在没有通知考古研究院的情况下，几辆大型挖土机开动了。
随着挖土机“轰”地一声铲下去，人们惊奇地看到，在翻起的黄土中，夹带着无数碎陶片，其中有的陶片上还有艳丽的色彩。
得到消息的王炜林迅速赶到了现场，“土不是一般的黄土，从地下翻出来的都是灰土，这意味着这个地方是个大灰坑。”王炜林最初的判断，这里可能是古代人类活动的一个遗址，或许就是另一个姜寨。姜寨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迄今发掘最彻底的一个遗址，面积为5万平方米。
灰坑就是古代人的垃圾坑，“过去人类的很多活动都需要挖洞穴，比如储存什么东西，或者为了取土。后来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坑逐渐被填平，但是其中经常埋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遗留品，比如陶器的残片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人们的活动内容。这种坑的土质都发灰，所以叫灰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李岗接着解释。
那些挖出来的陶片经专家鉴定，被认为是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文化的产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成立了一个杨官寨考古队，王炜林任领队。通过地面探查后，考古队把这个遗址的范围界定为80多万平方米。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9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但是杨官寨考古队的工作还是受到了重重压力。
泾渭工业园是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西安市高陵县政府联合共建的重点发展园区之一，遗址所在的土地原本已被划为工业用地。一个大灰坑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急着动工建设的企业并不愿意为一个未知的结果等上好几年。“我们当时也不敢肯定什么，只知道要先交涉，把涉及到遗址安全的工业建设都停下来。”回忆起当时与工业园区的交涉，王炜林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保住杨官寨遗址，王炜林和考古队租住在杨官寨村村民的房子里。从2004年起，他们日夜守在遗址旁。
他们搬来陕西省文物局领导，请来专家论证遗址的重要性，多次交涉，企业总算答应暂停施工。但是晚上，他们刚躺下，推土机就开始“轰隆”作业。“他们不时地去推一下，希望造成既定事实。”
一方面是园区企业的不理解，一方面是一个看起来更像个工地的遗址，王炜林曾经一度差点放弃。“这边我们最终还是没保住，厂房已经全部建立起来了，下面的东西全毁了。”王炜林指着遗址南面的建筑，一脸痛心。
在杨官寨入选“2008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陕西有个记者曾经问他：“你发现这么重要的东西，激动不激动？”
“我实在激动不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它。”王炜林当时这样回答。
中国最早的城市？
“考古学就像是推理小说，是叫死人说话，让过去的世界说话，他们只能通过遗迹和遗物传达信息。”王炜林说。
杨官寨遗址的挖掘获得重大突破是在2007年12月。当时，杨官寨考古队队长张伟正带领队员在遗址的东北角进行挖掘工作，突然，他发现有一处土质土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里面全是灰土。”
但是这些灰土留下的痕迹不像是普通的大灰坑，灰土出现的范围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灰土带。这一发现为考古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这是不是一个类似于姜寨的遗址，外围有一个环壕？
“半坡时期的人都是规划大师，他们会先挖一个环壕将整个聚落围起来，聚落里的房子门都冲着中心的广场。不像现在的人，都将房子的门朝着向阳的一面；他们是围绕广场做一个向心式的布局，广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场所，他们可能在那里聚会、祭祀甚至跳舞。”王炜林介绍说。
作为半坡文化的继承者，庙底沟时期的人们如何居住？如果是环壕，这将是多大的一个聚落？考古队在遗址周围取了四个点进行现场发掘，证实了壕沟的猜测。发掘结果显示，靠近南面的两个拐点的探方相继都出现了相同的灰土。
2008年5月18日10时，考古队正在遗址西面进行最后的探方挖掘。沿着灰土的痕迹，张伟发现挖到某一处，灰土带消失了，“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就到头了？难道这不是我们假设的环壕？”张伟有点失望。紧接着，他在相隔两米处继续挖掘，结果灰土带又出现了！
28岁的张伟兴奋地打电话向王炜林汇报，“王院长，真的有环壕！”
王炜林并没有立刻相信这个年轻人的话。他挂上电话，立刻驱车从西安市区赶往杨官寨。
11时，到达现场的王炜林在认真看了好几遍西边的情况后，久经沙场的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那是4年来最兴奋的时刻，环壕确认的意义很重大，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庙底沟时期的聚落真是超出想象，按照探测结果，杨官寨的规模相当于12个姜寨。”
如果说姜寨只是一个小村落，那么12个姜寨足以成为一个城的规模。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考古队还发现了疑似墙基的遗存。如果这个猜测得到证实，这将会是中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
对此，王炜林的解释是：“会不会有城我不敢肯定。但是位于河南郑州的西山遗址表明，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城了。不过西山的城规模也不大，大概是2.5万多平方米。那时，夯土墙也已经出现了。”版筑夯土墙是我国最早采用的构筑城墙的方法，也是城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8年9月4日，包括严文明在内的11位专家来到杨官寨遗址。勘察完毕后，专家们一致认定，杨官寨遗址是我国首个被发现的庙底沟时期完整环壕的大型聚落。
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
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杨官寨遗址的发掘或许会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但还是有很多谜团难以解开。
比如说那条长达1945米的壕沟。挖这样一条壕沟会产生10亿立方米的土，这样的工作量不是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王炜林认为，这是少数人指挥多数人劳动的结果。或许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有了等级和阶层之分。
此前，在杨官寨遗址附近，考古队还曾经发现了韩村、上马渡等仰韶时期遗址，但是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或许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王炜林说。
让王炜林他们不解的是，杨官寨村这么大规模的聚落，“人死了之后埋在哪里？”至今，考古队都没有在周围找到大规模墓地。
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已经表明，半坡时期的墓葬都位于环壕外面，大部分是合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每个墓地里看不出人的身份和等级。”2006年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上展示出来的半坡四期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随葬玉器的墓葬，这表明半坡四期时代已经出现了等级。
但是真正属于庙底沟文化的墓地至今都没有发现。“具有如此发达文化的人们，死后埋到哪里去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尚不清楚。以往，这个时期的彩陶图案都是以鸟为主，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是不是让鸟吃掉了，有天葬的可能性。但是学术研究是需要证据的。”王炜林笑着说。
此外，壕沟挖出来的10亿立方米的土去了哪里？在遗址附近，海拔最高的位置就是杨官寨村，所以那么多土方不可能堆放在村外。考古专家们推测在遗址内部，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高台建筑，“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到遗址里面的东西，如果存在高台建筑，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人们也许都葬在高台处，这或许还会解开墓葬的谜团。”面对这么多悬念，王炜林很兴奋。
除了环壕聚落外，考古专家还在杨官寨遗址南面发现一组窑洞式建筑群遗址，距今5000余年，这是关中目前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
在成排的窑洞式建筑群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的陶窑。二者的排列基本呈平面“吕”字形结构，即每一个窑洞式建筑后面都有一个烧制陶器的陶窑。烧陶是仰韶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几十年前挖掘的西安半坡遗址便展现了半坡时期人们的制陶生活。
考古学家还在陶窑的旁边发现了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在其中的一个窖穴里，考古队员挖掘出了20多件完整的尖底瓶。“一个家庭用不了这么多瓶子，这证明在当时，陶器是成套生产的，可能用于交换或其他用途。可以想象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分工，比如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是专门烧窑的。窖穴建在房子旁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私有的观念。”王炜林说。
通过考古学家的挖掘，人们可以拼凑出这样一幅场景：6000年前，生活在杨官寨遗址的古人们制作陶器并作为器皿，用陶刀收割粮食，用石球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他们会通过交换来达成彼此的需要。他们之中最强壮的或者拥有最多生产资料的，将会成为首领，号令人们的行动。他们中间可能已经有了分工和阶层的出现。
4月8日11时，劳作的民工在清理西边壕沟最底部的土，“这下面已经没有什么陶片或者是其他物品的残留了。”张伟站在壕边，认真地观察着挖掘现场。
4年多来，考古队在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7278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2个、墓葬45座，挖出来的碎陶片装了20多辆卡车。
53岁的赵周荣正在杨官寨村租借的村民屋子里干活。他的工作地点是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周围的架子上摆满了已经修补完的陶器，更多的碎片散落在地上，等待他一片片的拼补。
赵周荣做了35年的陶器修复工作，是这一行的专家。他拿起一块陶片，认真地看了一会；又拣起另外一块，在比对后，他丢下手中的陶片，重新挑选了一块，“有时我会从颜色上简单分辨这些碎片是不是一个陶器上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会从陶质上区分它们。”
赵周荣拿起两块陶片给记者看，“这块是夹砂的，而这块偏泥质。”将几十甚至上百片碎陶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器皿，需要多年的经验和功底，“越大的东西越难掌握弧度，也越难补，只要偏了一点点，就差很多，比如大肚瓶，稍微有一块翘了，你就再也没办法补成一个完整的圆面。”
杨官寨的陶器修补活，是赵周荣所接过的最大的工程，“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也多，包括了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的陶器。”
配合赵周荣一起工作的，还有40岁的技工冯师傅。如今，两人已修好陶器近400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修复还没有开始。”赵周荣笑道。
杨官寨出土的众多陶器中，赵周荣印象最深的是一件疑似“天狗吞月”图案的彩陶。“我做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图案。而这次挖出来的彩陶中，只有两件带有图案，一件上面是蜥蜴，一件就是这个天狗吞月。”
在工地修复室的架子上，王炜林拿起一件刚修补好的小件陶器，这看起来有点像现代人用的精油灯，他啧啧赞叹道，“这个东西以前从没见到过，估计又要引起不少人关注了！”
考古研究院基地的库房里也堆满了杨官寨遗址出品的珍稀陶器。记者随手拿起一根细小的锥形物品，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骨头打磨出来的古人发簪，表面抛光得非常光滑，闪着圆润的光芒。“这是杨官寨最经典的东西，一定要小心拿好。”王炜林提醒道，“刚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么亮，杨官寨人的工艺水平真令人折服。”
王炜林拿起一个石璧给记者看：“这是目前最早的璧了！这件可能是琮，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这个石琮内圆外方正好代表了天地，它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
摆放在架子最显眼处的一个笑眯眯的人脸覆盆状陶器（又称镂空人面饰覆盆状陶器）十分引人注目，这也是杨官寨出土的经典文物，“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实用器具，只能说是用来祭祀，但祭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众多陶器中，有一件类似三星堆出土铜人面的大眼睛残片，大大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交错分布，“如果能复原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圆环，眼睛和鼻子互用。”王炜林说。
28岁的张伟有大胆的想象力，他指着陶祖（陶质的男性生殖器）猜测道，“当时母系社会的首领出现时，有可能是戴着这个人面的陶盆做帽子，一手握着陶祖，来表示她的权威和地位。”
在杨官寨遗址西门两侧的环壕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层层叠叠堆放的陶器、石球、陶刀等。每一层的器物群都不一样，有的盆多，有的罐多。据王炜林介绍，在以往其他遗址的发掘中，他们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
为了解开这些陶器的谜团，考古队需要勘测环壕中每一层灰土的年代。“以此了解这个环壕的堆积过程花了多少年？分了多少层？”此外，考古队还需要分析每一层土中的植物遗存，从而大致推断土层发生堆积时的季节。
通过了解土层的年代，分析同时代的植物遗存，考古队可以确认各种陶器所属的年代和文化，推测不同陶器的用途，并复原持续了500年的庙底沟文化每个时期的标志性陶器。
杨官寨遗址给了专家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众多的谜团只有在完全发掘完后，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而这会是一个漫长又艰巨的过程。
4月7日，王炜林接到了陕西省政府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对杨官寨遗址实施保护。他站在遗址的西门上，望向最东面延伸的遗址远处，“现在看着这块土地，我觉得很自豪。我们这代人，也许没有机会揭开它的谜底，但是至少，我们为后人保住了这份遗产。”（据《外滩画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