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学是通过大量研究成果的积累才能实现稳步扎实进步的学科。在《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提出过20项需要重点开展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都不能说已经完成，还有待于新资料的支持和大量不同研究认识之间的充分争鸣讨论。因此，考古学“十二五”期间的主要研究任务并未明显超出这20项课题之范围。兹将这些课题整理、调整如下：
1、中国远古人类及文化研究
关于人类的起源，分为两个阶段的问题：距今200~300万年间的人类起源和距今10~15万年以来现代人起源问题。国际上的主流观点是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东部，其后逐渐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大约在距今10~15万年之间，现代人祖先再次从非洲扩散至欧亚大陆，替代了当地原有人类种群，并最终扩散到除南极洲之外的各大陆。但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境内较为丰富的化石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不支持这一主流观点。如何理解东亚地区的资料，将是解决有关人类起源不同假说争论的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① 开展田野工作，继续寻找发现相关资料，尤其是相对欠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资料，建立更完整的发展系列资料。② 运用DNA检测等技术，开展针对旧石器时代人类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③ 人类文化变化发展的形式、内容是了解和佐证人类体质演进发展的重要方面。开展对各时段人类遗址和文化的系统综合研究，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的研究，揭示文化和人的行为方式特征及其演进过程，将对于理解人类起源、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传播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2、旧、新石器文化过渡遗存的研究
最后冰期以来的环境巨大变化，迫使人类文化全方位调整，产生了包括生计方式和取食活动内容的变化、农业产生、居留方式从流动趋向稳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新的人工制品的出现、精神观念的变化等等，人类历史遂进入新石器时代。现有资料业已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区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方式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有自己的特点。
当前对于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① 在若干重点地区开展田野工作，继续发现和充实考古资料，整理已有田野资料。
② 开展陶器、磨制石器起源及早期发展的专题研究。这些新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目前在中国华南、华北、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以及日本列岛发现的相关资料表明，东亚地区制陶技术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时间最早，局部磨制石器出现的时间甚至更早。需要通过对相关遗存进行精确年代测定，开展功能、形式和制作工艺技术的分类及其流变过程研究，从而复原东亚地区内部陶器起源的具体过程、探讨其产生的原因机制。
③ 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农业的独立起源地之一，有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两个区域，但二者在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关系尚不分明。目前，有关南方地区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考古资料有了一定积累，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从水稻遗存的种性鉴定转向通过区域环境复原和通过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对人们所利用资源的复原、人骨遗骸的食性分析等，探讨稻作经济的形成过程发展的趋势。“十二五”期间，应当继续加强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在“十一五”期间，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资料有了显著增加，从而有望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获得进展。
3、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研究
通过对各地区各时段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研究建立年代框架，通过对文化面貌的分析比较梳理其流变谱系，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领域，对于缺少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前领域，这类研究尤其重要。
① 旧石器文化的分区研究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南北两个工业传统的宏观框架已经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同意。随着近年来旧石器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应当逐渐建立内容比较细致的文化框架体系。在资料相对匮乏的地区，应将重点放在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方面。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定性描述，更应注重运用技术类型学、定量分析等方法技术，以更客观总结不同地区文化特点及其发展脉络。
②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框架体系中，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段之间在资料丰度上不均衡的状况依然存在，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发现资料，填补空白和细化分期分区的认识。“十一五”期间，针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研究范围尚局限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各地区以及一个地区不同时段的研究程度也不均衡，遗留问题应在“十二五”期间加以解决，这个范围之外的广大地区以及新石器早中期文化的年代学研究也应当陆续开展起来。
继续鼓励对考古学文化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例如从经济形态、产品流通或技术传播等角度对文化间关系的分析等等。
4、史前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
聚落形态研究是复原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中国考古学的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50年代，但直到学科开始整体转向社会历史的复原研究后，聚落考古和聚落形态研究才逐渐蔚然成风，并且不仅局限在新石器时代考古，近几年的三代考古中也有所开展，而秦汉等帝王陵园之布局结构的整体调查，也可视为聚落考古的特殊形式。早在“十五”期间，聚落形态的考古研究就被列入重点研究课题，“十二五”乃至更远的将来，仍将是重点研究领域。
聚落资料来自田野工作，以发掘资料最为全面、系统和细致入微，是最好的研究资料。但全面揭露一个聚落周期长，投入大，且在政府管理部门强调遗址保护而对发掘申请的审批极其慎重的当前形势下，完全期望通过发掘获得聚落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提倡尽量充分利用调查手段，开发包括各种遥感、物探等遗址勘查技术，以获得资料，辅之以适度发掘来验证调查认识和补充调查资料系统性不够的缺陷。聚落群的研究以区域调查方法为主，也需要配合对聚落群中典型遗址适度发掘所获认识，以便正确把握调查资料。
聚落形态研究，即对聚落所反映的社会的复原，涉及方面众多，大致可分聚落经济技术内容及其与环境资源之关系研究；聚落社会组织结构研究；聚落社群的精神文化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要用到不同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是需要格外讲究的。
5、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呈加速度发展，夏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至有周一代，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思想道德、精神文化已经成熟，早期中国发展至顶峰和完备，此后演进蜕变，终于建立秦帝国，中国历史遂进入另一阶段。对于这个过程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课题，也需要将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看待。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学研究的内容贯穿整个“十二五”规划之中，研究范围自公元前3500年~前221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重点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和西辽河地区，长城地带等参与史前文明进程的主要地区，通过不同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过程的比较研究，总结概括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和发展模式等根本性问题。但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十二五”期间，仍需要提倡开展有关这一主题的各种形式、内容和不同规模的研究。
后一阶段，重点研究夏、商、周三代氏族社会转向国家统治形态，完善政治制度，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意识形态垄断等方面的历程，阐明中国文明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等重大历史问题。进而说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这是一个极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① 国家形态的研究。尤其是夏、商二代的国家形态尚存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考古发现的丰富的城址，为研究其布局结构、流变及其从中体现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应注意城址与周边聚落的关系，也即“国”与“野”的问题。而对比龙山时代各地城址与二里头遗址等被认为是夏人的城邑，可望从两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化状况、生产组织和社会职能的复杂化状况、都邑营造制度之异同等方面综合和深刻考虑夏的国家形态这一受到广泛争议的问题。
② 各种制度研究。在三代各种制度的研究中，礼制是核心问题。礼制本质上是互为里表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物化表达形式，前者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决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后者是根据这种基本结构安排的财产、权利、义务乃至国家政权的分配与继承法，而礼制则是规范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各成员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定，涉及出行、宴饮、服饰、用器、宫室、营国、婚丧、礼宾外交等各个方面。礼制在西周发展成完备体系，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礼制通常可通过相关遗迹现象的规模等级、数量和质量表现出来，这正是考古学研究的特长，应当发扬光大。
6、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进入夏商，开始陆续有了文献的记录，因此，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古代民族背景的问题，较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复杂。同时，三代周边地区的情况又不似新石器时代者清晰。因此，考古学文化研究在三代考古中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领域，“十二五”期间还很有必要继续予以充分的重视。兹建议以下述方面作为重点课题：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缘起过程，以及其处在文化并行期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虽然历时已久，却仍须关注；三代王朝文化与周边地区诸文化关系的研究，为历史上“九州”、“中国”概念的理解、重构上古历史分区以及周边集团与中原王朝关系等提供线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当前，周边地区考古资料的积累很不均衡，制约着研究深入开展，需要计划地开展一些田野考古工作，抓紧已获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表。对这些周边青铜文化兴衰过程梳理的同时，其原因与背景也应予以适当关注；西周封国，诸侯国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构成整个有周一代社会运作的重要方面。从考古学的角度，首先从文化遗存中将各国别文化识别出来，进而梳理其演变脉络，是国别史研究的基础。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几个大国文化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不均衡，中小国别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十一五”期间，有关资料有了新的积累，有望再做深一步的研究。
7、古代城市与村镇研究
城市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重要领域。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交流等等都在城市遗迹里有集中表现。
历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多经历了若干朝代使用和建设，相当数量者为现代城市所迭压，考古工作难度大、周期长，其田野工作方法本身，以及如何引用现代探查和测绘技术，提高城市田野考古水平，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① 长期以来，城市考古研究的重点是布局结构方面，需要考虑宫城和宫室、里坊、集市、道路、城门、给排水系统和城防等军事系统、码头和仓库等物资保障系统等。对于辽上京、元上都、统万城等早年废弃，保存尚好的城址，需要尽快组织力量详细勘察测绘，必要时应佐以适度发掘，全面获取资料。那些历时若干朝代建设使用的城市，由地层堆积极其复杂和大面积发掘多受局限，努力廓清不同时期的遗存，确定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准确布局，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② 在厘清个案城市遗址的文化内涵、沿革变迁的基础上，开展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城市的比较研究，探索古代城市发展规律，是本课题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最好在尽可能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因此，从史前中心聚落和城址的出现起，三代城邑发展、汉唐直至元明清代的城市，都应摄入研究视野。此外，“十一五”期间一些古代村镇的发现，为此项研究注入了新内容。将来类似的资料积累多了，就有可能把城市研究扩大为城镇网络的研究，这对于地方史的复原具有深远意义。
8、古代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墓葬和墓地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是中国考古学历来最为重视的领域。“十二五”期间继续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资料固然重要，然而一座完整的墓地所提供的信息绝不是所有墓葬资料信息的机械迭加，有关当时社会的大量信息还存在于这些墓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提倡全面把握一个墓地的工作方法，包括对陵园兆域内外的享殿祠堂等附属建筑的详细了解，历代帝王陵墓虽然出于文物保护的原因禁止发掘，但动用传统和现代技术对其详细勘察，当是必要和可行的。
不同时期、地区的墓葬有不同特点，反映了不同历史背景内容，有不同的研究侧重。如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研究中，氏族社会组织、社会分化等是引起关注的焦点。夏商周三代墓葬所见等级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三代礼俗的异同等是重要课题。当然，从各地埋葬制度、随葬品风格的不同所见区域社会文化或国别族属等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的课题。三代以来，经汉制到唐制，再历宋元明清，诸历史时期的墓葬制度因社会环境变迁有所演变，其研究重点应放在墓葬等级制度，墓地的整体布局，墓葬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及宗教观念的演变等方面上，以及关注墓地布局结构、风水堪舆，陵寝制度所反映的皇权、族属、等级和世俗观念等的变化情况，从中探讨相关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变迁。而丰富的文献史料可进一步佐证研究的历史结论。
9、古代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① 见诸考古记录的手工业遗存有玉石器、骨角牙蚌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砖瓦、漆木器的制作，铜、铁、铅、锌、金、银、锡、汞等金属开采冶炼和器具制作、舟船车舆的制造、以及制盐、纺织、造纸、酿酒作坊等，还有一些门类尚未见诸考古记录，但理应也存在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土环境，有不同的手工业门类和各时代或地区的技术工艺特点和水平，对此开展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梳理各自的进步发展过程，是十分必要的。目前研究进行得较详细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银器等。其他门类如冶金、纸坊、酒坊等在“十一五”期间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在相关遗址有计划开展一些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尽快整理发表资料，可望取得与前几项比肩的成果。② 手工业不但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直观写照，更是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置于社会经济的体系中进行考察，是手工业遗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面。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商周青铜器产源和流通、原始瓷的产地、晚唐以来制瓷业繁荣发展和产品外销等。但总的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不多，深度不够。需要鼓励开展通过作坊遗址的分布、布局并结合史料以讨论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的研究；通过对重要商品运输通道及商品集散地的考古发掘资料对比研究，探讨产品流通贸易及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为目的的综合研究。
10、古代佛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大地上有数量众多的寺院、石窟寺遗迹，但最近一段时间，佛教考古的开展并不兴旺。“十二五”期间佛教考古的任务依然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有计划地测绘现存石窟寺，加紧资料的整理，尽快出版正式考古报告；佛教寺院特别是中国早期佛教寺院布局、发展与演变的考古发掘、研究有待突破；单体造像的类型学研究要与石窟寺考古、佛寺考古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外来文化并传播广泛的佛教，对其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不必仅仅局限在中国境内，还应积极开展其起源地的研究，以及经中国向外传播的研究。
此外，还应当进一步关注其他宗教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11、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① 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张骞凿空西域以来，经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关这个方向上的重要贸易交流物资如金银器、玻璃器、丝绸等的专题研究，以及佛教、景教等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传播的专题研究长盛不衰。“十一五”期间的研究表明，随着一些重要考古发现，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趋势。中国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石叶技术、新石器晚期出现小麦、铜石并用时代砷铜合金的冶金术、商代的海贝、马车、新疆小河墓地欧洲人种的墓葬、甘肃张家塬战国时期西戎墓地发现的黄金饰品和料器等，皆表明中西方向的交流由来已久，而有关这些交流的专题研究，在“十二五”期间依然有继续深入进行下去的必要。
②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交流的另一研究领域，因水下考古发现的若干古代沉船，可初步勾勒出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一路向日本、一路向南洋诸岛、一路再进印度洋终抵西亚东非的大范围贸易交流的情况。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焦点在外销瓷方面，但据文献记载，茶叶、生丝、香料、铁器等，同为重要的流通商品。佛教和文化、科学技术向海外的传播则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此皆为需要深入开展的研究课题。
③ “十一五”期间，考古发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上游文化已经呈现出沿青藏高原东麓南下的文化态势，青铜时代，其影响已经明确到达滇西地区。于是，沿独龙江、怒江、澜沧江、红河向东南亚的陆路交流课题就被悄然提出了。建议有条件的研究机构或个人，在此方向上做些开创性工作。
④ 目前，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器物所见实事脉络的梳理上，这种交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经济后果，以及交流背后的文化、思想、艺术、制度等的传播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等，则是需要进一步阐发的。中国考古学既要解释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也要尝试解释中国之于东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
12、开展外国考古学研究
开展外国或境外的田野考古的工作刚刚开始。 “十一五”期间，中国考古学在走出国门方面跨出了第一步，先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及中亚、越南等开展了田野调查和发掘。但也应看到，这些最初的工作带有很多偶然性，缺乏长期系统的学术计划设计。“十二五”期间，可加强这个方面的主动性。开展境外田野考古，可先从邻近国家或地区开始，可先从与中国历史有关系的课题开始，逐步拓展。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组长徐苹芳，副组长严文明，执笔者：赵辉、陈星灿、许宏、朱岩石、杭侃、袁靖。
（调研报告全文原载于《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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