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戴卓群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六章
“清晨七点半，我们那边一个木雕的大师给我打电话，那是我读书的时候崇拜的偶像。他说：喂，你是邱启敬吗？我说，对啊。我是林学善，啊，我说，林老师，就很兴奋，特别兴奋，那种状态，就感觉一个快要死的人，一粒灵丹妙药啪的扔过来，一下子惊醒了。啊，我想着反正这下肯定是有希望了，他打电话给我，接下来他就说，你的作品怎么卖啊？他想买我的作品，那就更兴奋了，现金很需要。然后他说，你这作品一件卖多少钱啊，然后哪件哪件，我说这个你看吧，都可以的，我的石头都不是特别好的石头，随便都可以，他说那你得说一个价啊。我说那要算多少钱啊，算700吧，那件算700，那件800……都在1000元以下徘徊，然后他一口气就定了四件。哎呀，高兴坏了，这下很厉害了，一件作品卖七八百，我雕两三天就完成了，就是同学们一个月在外面打工，赚死了1000多工资，对他们是天文数字。这下生活有着落了，突然间希望被点燃，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前面的情景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此时的邱启敬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刚刚从福建省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毕业。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命运多舛的成长岁月，家徒四壁的童年、物质匮乏、短暂的辍学、打老鼠工、四处谋生计……所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时候，就在你的人生步骤当中，当你四处碰壁，万念俱灰，你将要面临绝望了，开始改变主意，打算放弃，已经想要转型改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倏然间给你一点星星之火，然后就沿着这条路，人生的际遇豁然洞开。
邱启敬在业界开始逐步获得关注，作品价格一路飙升，并迅速介入宝玉石雕界的圈子，频繁参加一些全国展览赛事并斩获“上海工艺美术大师银奖”，然后就有在香港办展，这都是2000年的事情。时光荏苒，2002年邱启敬在福州举办了自己的首个个展，同时获得了他在传统宝玉石雕界的最高殊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奖”，这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孤立、敏感，自卑又脆弱的飘零少年，华丽的成绩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在帮他逐步确立自我价值的同时，坚定地验证了自己的禀赋与才华。此时的他，每年已经能够有几十万元的收入，不但给父母在福州买了房子，把家里的生计问题彻底解决，甚至在经济上帮助哥哥完婚成家。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让这个家庭彻底摆脱了漫长艰辛岁月中备受困扰的清寒生活，那段时间的幸福感与成就感完全可以用顾盼自雄来形容，因为一个人如果压抑了太多年，从小到大经历的这种际遇自己又无力改善，就跟路边的野草一样，它如此渴望吸取阳光和雨露，它要野蛮而拼命地生长。
邱启敬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经历，就在他最彷徨无力、前路也最黯然的那段时间，借的钱，借了4000块钱参加一个博览会，带着十几件作品出去，拎着一个破包，拎着一个他哥以前打工到外省用的一个布的黑色的拖箱，又脏又破，怎么办，学雕塑的人会做仿古，就拿着皮鞋油蹭，蹭的油光滑亮看起来挺新的，拎着这个包，就到了杭州。同行的有十几个人，一个年纪稍长的人说，你就拖着这么一个破包你就来了。他是无意当中一句话，当时就极大地刺伤了这个年轻人的自尊心。就这么一句话，你内心会觉得太难堪了，鸡皮疙瘩快出来了，就是我们花这么大代价极力想掩盖的一个事实，居然就被他给一口气揭穿了。其实他人是无心的，只不过调侃的一句话。数年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情，那种落差，恍如隔世。此时的邱启敬，早已脱胎换骨，看淡了尘世的浮华，洞悉了内心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源于那些物质虚华浮躁的表象。生命的价值，应该真正就是你个人的，纯精神的体验，和外涉的一些东西毫无干系。
2003年8月，邱启敬再一次上路了，来到梦寐以求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求学。抱着崇高的理想，满怀憧憬脱离开自己传统宝玉石雕刻领域的一切，毅然决然扑向学院雕塑艺术的怀抱。新的困惑随着学习的深入变得越来越纷乱无绪，再次失眠、痛苦、纠结，挥之不去。学院的教育与理想差距甚远，僵化、滞后、刻板，中国雕塑界的现状也让他失望已极，官方与体制形态统辖一切，自由艺术空气稀薄，眼前一潭死水。就在这期间，邱启敬索性在一个名叫崔各庄的僻静村庄里租了一间独院居住下来，过起了幽闭的读书生活，饥不择食翻阅大量有关现代艺术的著作与图册，找到了新的方向，思想也日益变得清晰起来。
2005年，学业结束的时候，邱启敬再次回到了寿山。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天性使然。一种宿命般的使命感让他回到自己出发的原点，开始了后来令他在当代雕塑界一举成名的“大迁徙”作品的创作。邱启敬的血液里不但弥漫着野蛮生长的草根精神，更保持着弥足可贵的赤子般真诚，毫无功利的遵从自己内心的追求。也许是为了刻意避开喧嚣的北京艺术现场，回到福建以后，他带着助手直接钻进寿山驻扎了下来，将自己完全放归自然，这一年的时间，他们与外界基本是彻底隔绝的，抱着最原始朴素的冲动，将已经被民间工艺定型固化了的寿山石还原到材料本身，还原到纯粹的物理属性。山上的生活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干，每天清晨六点多起床，到门口的小溪洗把脸，然后开工，做到中午吃饭，饭后和学生们去山中游泳，游回来又继续开工，一直做到天黑收工，完全沉浸在劳作之中，那种状态极为难得，躲在山上乏人干扰，内心也越发清澈通明，日复一日，苦修不辍。
著名人文杂志《新周刊》在2009年3月出版的“都是农民”专号中发布过一个统计数据：1949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12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80人生活在城镇；200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每年有2.26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成为“农民工”。
中国社会，正狂飙在“城市化”的超速赛道上，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上世纪50年代初，发的起“上山下乡”运动，直至70年代末，数千万城镇居民、青年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市民返乡，干部下放，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运动。“立志扎根农村”是当年下乡时的口号，“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著名语录风靡大江南北。“农村化进程”的滚滚洪流裹挟而至，“上山下乡”深深烙印进无数城市居民的命运中。一句惯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民谚“30年河东，30年河西”成为我们今天时代的最贴切概括，30年城市农村化，30年农村城市化。面对前30年农村化的逆复性爆发，人口大迁徙的洪流更加恢弘壮烈地在这个国家上演。
可以说，邱启敬的“大迁徙”作品正是以此为大时代背景，我们每个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都在不断奔跑，不断迁徙的路上，这是我们共同的际遇和经历。
从第一个头像开始，然后十个、一百个、一千个，邱启敬在这样的劳作中获得了歇斯底里的快乐，再也无法遏制。到2006年底他终于停下脚步的时候，身后是2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原石，粗砺、驳杂，依形就材。寿山石40吨，钢架8吨，木料2吨，以大队卡车、驴马车、拖拉机、板车、自行车及徒步的民工，农村迎亲的乐队，送葬的哀乐，舞狮杂耍，风尘仆仆从寿山村出发，进军福州，开拔北京，再转战上海，如云烟般渗入大都市文化洪流当中，今后，这个庞大的寿山兵团将继续它的迁徙之路，正如作者所言：在漫无边际的“迁徙”中，由迁徙走向迁徙……对于他当时的创作状态，我们很难用一个词来界定，他不仅走出了传统工艺窠臼，也走出了学院主义的羁绊。
2009年，邱启敬在前一年刚刚成功推出个人雕塑艺术展《孪生》之后，再次大张旗鼓启动了自己最新系列作品“后侏罗纪”的全国美术馆巡展计划，但是却因涉及“性”的题材，被当局认为太过敏感，首展在福州美术馆便被终止展出，呕心沥血的计划就这样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或许我之前的叙述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事实上，一直以来，邱启敬的创作线索是游离在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者之间纠结并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邱启敬疲于奔命在福州和北京两地之间，他分别创建了使用宝玉石材料进行创作的福州雕刻工作室和使用学院教育下常用的玻璃钢、铸铜等常规雕塑材料进行创作的北京雕塑工作室。既像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又像一个恋爱中举棋不定、劳燕分飞的情人。
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灾难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皇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四千六百年来，所发生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在本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短兵相接的总体对决，结果中国节节失败。中国人疯狂的寻找失败的原因，于是，中国国土，遂成为西方文化的试验场。……八十年代之后，国人对传统文化所以被西方文化击溃，使国土成为痛苦大地的原因，开始检讨。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蒙羞的世纪，和向人类文明交白卷的世纪。而展望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人的脚步，恐怕更为艰难。”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学术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中国前卫艺术带着西方现当代思潮的明显印记狂飙突起，刚刚从几十年思想禁锢中觉醒的中国艺术家们饥不择食，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可以搜罗到的新鲜学说。中国当代艺术的全盘西化随着经济领域在制度和速度上的颠覆性扩张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与现状。但是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开放，并没有带来对本土传统文明的重启，之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大放异彩的同时，常常被诟病为西方国际化艺术形态的翻版，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
西方观念主义知识谱系的滥觞，造成了对中国艺术价值系统的彻底改造和颠覆，想法代替了手法，方案代替了技艺，创意成为了艺术家的主要工作，怎么完成，谁来操作成为了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方法论高于了对方法本身的研习和掌握，传统技艺的修炼过程变的毫无意义。
先秦•庄周《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声音合乎音律，动作等同舞蹈，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今天的我们不再懂得细细寻味“庖丁解牛”的技艺之美，更无暇理喻一介屠夫：“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句话之中隐含的深意。
今天的艺术家们不再需要苦心营求八大山人的画技或弘一法师的书道，个人的修养、性情、技术磨砺等艺术的关键要素统统被一个冰冷的“创意”或“观念”所取代，艺术家成为一个接一个的创意给出者。创意成为绞尽脑汁的思维计算，劳动沦为了冰冷漠然的制作程序，艺术的创造性被方案和创意封存，那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浑然忘我的境界已经不是如今的当代艺术家们所能神会了。
纵观邱启敬2011年最新展览推出的作品，已然铅华退尽，可以看到艺术家在东西文化价值之间做出的艰难抉择，他彻底抛弃了此前工作中大量使用的雕塑材料和语言，玻璃钢与各种金属物，精确的造型与塑造手法都被他像毒素一样排出体外，此时的邱启敬作品从东方美学的自然主义之中透出了他对形式的敏感以及对自身文明资源的感悟与皈依。
青春无处安放，邱启敬关涉权力反思的印章系列寿山石雕作品，呕心沥血，耗时五载，累计500多件，包罗万象。生殖器、权力、战争、性爱、世俗文明的伪善面具，通过对男权传统和欲望红尘的全面反思展开了对更深层人性的剖析与社会演化逻辑的无情揭剥。易经中说：“乾善用九，周而不殆，天之德也。”《经法•论》称：天的性质是“极而反”，物极则反，这是天道。邱启敬的思想与心境也在这组耗时持久、规模庞大、极尽夸张、肆意发泄的作品创作过程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由激烈而沉静，由阳刚而虚柔。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描绘“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一部《易经》，是为了说明刚柔之失与刚柔互济之重要。刚柔是指万物动静之本性：“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动，不动则无功，恒动而弗中则，此刚之失也。不柔则不静，不静则不安，久静不动则沉，此柔之失也。”
2010年，邱启敬开始了青花和田白玉系列作品的创作，直溯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在东方文人艺术中汲取营养，多年的修炼和技艺让他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中得心应手，秉性中流淌的传统文化情怀沉郁而氤氲，滋养着他的精神与气质，由戒生定，由定生慧。邱启敬在自己的雕刻作品中倾注着对古典美学的景仰与重构，传统山水、花鸟、人物，尽数被他分解成为自我的创作元素，其代表作《仿八大山人荷花翠鸟笔意》，在玉石雕刻中寻觅八大的笔墨趣味，也裹藏八大的孤傲与寂寥，这是八大的情怀，也是邱启敬的情怀，从八大的残山剩水，孤鸟怪鱼，到邱启敬的朽木衰草，败荷寒江，非今非古，物我两忘。另一件佳作《悲欣交集见观经》，取自弘一法师临终墨迹，最是那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青灯对孤影，映照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艺术之于邱启敬，已经成为一种修行，和光同尘。
2011-11-2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