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凡
文艺复兴以来备受推崇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价值，以1968年罗兰·巴特的文章《作者之死》的发表为标志，开始遭到人们的质疑。一部分西方艺术家开始选择以合作的方式来创作和完成作品，以拓宽观念艺术的边界，打破艺术的限制。以天才而存在的个体艺术家主体从此受到了挑战，艺术家的主体身份在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激进的艺术展演中被重新定义，复合主体的出现，使得单个主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被打破。而到了90年代，艺术家之间的这种合作还在继续，但更加鼓励将不同的个体视域融入到最后的作品之中。
中国当代艺术在2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同样的合作症候。不同的艺术组合有着不同的组合目的，有的是为了打破艺术的限制，有的是为了创立新的主体，有的则是为了摆脱主体功能的单一性和固定性……虽然它们的成立时间都很短，但却为我们理解艺术创作主体及其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提供了新鲜的范本。
虚构的假想─西京人
2007年，来自日本的小泽刚、中国的陈劭雄、韩国的金鸿锡共同创造了目前在各自国家都不再使用的“西京”这样一个地理概念，并作为合作小组的名称。他们强调：三国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西京”这样的地理名称，所以将其作为小组的名称。西京人的组合像一个松散的联盟，为了这个共同的地理概念而联合起来。就像人们在谈论“自我”时，认为“自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核心含义一样，我们对“西京”这个地域的概念也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核心含义。西京人小组通过对虚构的地域概念的阐释，对历史集体记忆的想像，用一种轻松而调侃地方式构建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生活。西京人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西京这个概念使人们沉浸在他们所营造的地域、历史以及此种背景下人的生活的想像之中，一方面，又使人无法摆脱在脱离这种想像后的那种失落感。西京人项目中，“身份”的概念并没有被简化为一种生物学的事实，而是被置入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在这种身份中，拼凑着各种社会信息和被操控的欲望，穿越地理、历史和心理的边界，制造出一个个无休止的、运动的和非连续性的幻觉。
乌托邦的暗示─政纯办
2005年成立的政纯办小组由艺术家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以及策展人冷林五位成员组成，政纯办是“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的简称。政纯办的成员各自都有其代表性的作品和艺术风格，他们的组合更像是借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一种态度，依赖他们察觉到的内部之间密切关联和各自占据的艺术、社会和政治空间的特殊模式，来探讨集体主义与艺术之间的种种复杂而纠结的关系，它所提出的乌托邦式的暗示是一种掩饰，这种掩饰通过其看似极具逻辑性的作品来实现的。从政治性极强的小组名称到自鸣得意的文字说明，政纯办最初给人的印象就是玩弄政治的噱头以招人眼球，却无法掩饰其内在学术性的缺乏。在他们近期作品中，我们似乎看到它对学术性追求的努力。柔软而脆弱的豆腐成为某种模糊的隐喻，无论是在类似豆腐形状的墙体凿出人形，还是让豆腐自生自灭的融化，政纯办将复杂的空间和社会交互作用简化并使之抽象化，用另一种方式展现了存在和虚无，在场和缺席之间的矛盾纠葛。
艺术生产线─没顶
1968年出版的《社会景观》的作者居伊·博德(Guy Debord)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焦点已经从生产转向了消费。这个观点在2000年前后的中国得到了印证，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当代艺术在经历了初级的艺术繁荣和经济危机的萧条之后，许多艺术家对艺术的关注也从艺术生产转向了艺术消费。没顶公司（Madein），是由徐震在2009年于上海创立的一个文化有限公司。徐震放弃了艺术家的身份，而以一个公司名义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打破了人们对艺术主体的传统理解，同时也试图回答一直困惑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身份”问题，以一种隐匿自我身份的方式来嘲讽艺术家对其身份的执著。没顶公司消费着西方主流当代艺术的外观，将其简化为极度风格化、表面化的形式，并利用公司的名义和商业运作模式，试图涉猎当代艺术的各个领域。
艺术的发展可能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经济对不同艺术市场的影响有时却惊人的相似。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时期，商人和收藏家开始作为重要的力量左右艺术市场，艺术品的价格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巴巴拉·克鲁格 (Barbara Kruger)曾经说过：“我希望它们（我的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因为我开始明白：市场之外什么也没有……”1虽然在方式上，没顶公司进入市场和巴巴拉·克鲁格进入市场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以一种主动参与的态度，进入艺术市场的游戏中，并针对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调侃和讽刺。虽然没顶公司提出他们重点针对的问题不是封闭性的身份、商业、生产等几个方面，而是对事实的态度和方法的强调，但也无法改变由个体身份的转变而带来的从生产到接受等变化的事实。
无厘头式的调侃─双飞
“双飞”组合由一帮来自杭州的年轻人组成。双飞的作品带有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的伪装，它用无厘头式调侃的方式：装白痴、抢银行、争舞王；尖叫、作怪相、猛撞……通过非主流的表演，运用身体和视觉技术，来瓦解人们对规范的假设和期待。双飞这些极端的处理手法不仅瓦解了过于严肃的屏幕图像，也破坏了贯穿于这些屏幕图像里的那些断断续续的叙述规则。双飞的作品在策略上创造了一种“非中心的”、被分裂的后-都市主体，它将表演行为作为其结构的基础，并持续出现，将身体作为演绎某种奇异文化的载体，并在当代的都市空间中被体验和阐释。双飞的作品，会让你想起沃霍尔那句最具先见之明的、最著名的预言：“在未来，人人都将会有15分钟的出名机会”。2 双飞组合通过利用而不是抑制，通过恶搞而不是粉饰，迅速地从严肃的作品之中脱颖而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对意外的异质性理解的新图景。
接受之维的转换─WAZA
WAZA是由来自武汉的胡戈和王焕两位艺术家组成。虽然它的许多作品都形成于武汉这个极具市民气息和码头文化的中部城市，但其活动和展演却主要集中在京沪等艺术活跃地区。WAZA的作品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作品、环境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他的接受理论中提到：读者/观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积极地与之“协商”，基于他或者她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验来阐释。3WAZA正是用一种实验艺术的方式，试图打破艺术与其观者之间的关系，打破那些难以接受的看与被看的结构。正如批评家、理论家阿多诺曾提到：“美术馆是艺术作品的家庭掘墓者。”4WAZA近期的作品选择了废弃的社区卫生服务所、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出租屋……这些非抽象的、非乌托邦式的转换空间进行展示，环境作为他者被观众凝视，这时观众将自身的特定文化和集体记忆予以客观化，并使之汇聚于作品之中，WAZA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一种阐释性的反应，甚至创造一种特殊的阐释主体。
符号的转换─阳江组
创立于2002年的阳江组由艺术家郑国谷、陈再炎和孙庆麟组成。阳江组与有些艺术组合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核心成员郑国谷一边在参加小组的创作，一边又声称他与阳江组是分开的，而且他经常以其个人的名义参加展览。阳江组多次谈到，小组形成的原因是基于书法这种传统符号的特殊情感。事实上，阳江组也是以书法为媒介来进行艺术实践的。他们通过随意地重复书写──一种破坏性的、有活力的“盲目崇拜”，用自己和他人书写的文字组成的图像，营造出虚构和抽象并存的理想空间──一个符号化的多元视觉空间，它似乎展现了后殖民语境中，传统的、“第三世界的”客体与西方理性和进步主体的对立和冲突，但在与西方对立的表象之下，却又难以掩饰其对西方审美趣味的主动献媚。
模块化的时尚─unmask
成立于2001年unmask艺术组合，是由刘展、潭天伟、匡峻三位成员组成。unmask的作品时尚而诡异，它通过回到其熟悉的身体，以流动性的、非常规的方式来反抗身体，来达到一种超越身体的创造性状态。unmask早期作品中蓄意的自我肢解、身体内部空洞的虚无，似乎让人看到了亨利·摩尔的影子。在其近期的作品中，满是动物毛发的身体被置于模块化的时尚中，符号化的身体和皮毛与指涉物之间的对立关系相互分离，这些奇异的身体与空间的虚无之间采取的是一种离间的策略。通过离间图像，使观者意识到图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并在意识形态中建构。
可以看出，上述艺术家之间的合作有的临时而松散，有的则相对持久而固定，甚至还有公司化的运作模式，但其所指向的是某种艺术主体的态度，这种态度驱使人们去考量其思考模式，这种组合的运作使创作主体回到这些更加可塑的结构中，使之深化和发展。艺术组合的话题也将继续成为热门和焦点，并在国际艺术界的大背景下潮起潮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