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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剧社正在进行表演训练
新工人艺术团在艺术节上表演
胡同实践剧社《浮生》剧照
明皓剧社《我们结婚吧》剧照
不久前，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一群“圈外人”演出的话剧《卤煮》在观众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落下帷幕；大屯的一个居民楼里，由家政女工组成的地丁花剧团正在排练她们自己创作的《劳动者的光荣、尊严和梦想》；奥体中心传奇小剧场，第三职业戏剧联盟正在演出戏逍堂的经典作品《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只不过海报上多加了三个字“非职版”……
目前，一群非职戏剧人正活跃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舞台或排练厅里，并且日益受到观众和专业戏剧工作者的注意。和“圈内人”不同，他们排练时没有场地，只能四处辗转；演出时没有华丽的服装，只能自己操刀；台下没有观众，只能拉来亲戚和朋友；有时甚至连舞台都没有，但他们依然享受着戏剧带来的快乐。他们像是春天里的野花，虽不精致美丽，却依然灿烂绽放，让人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
现场：“隔壁剧社都是些什么人啊？”
三里屯街道办事处藏在幸福二村的深处，周六下午，这里显得有些安静，门口既没有车，也没有人。但是推开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的门，却有一阵阵开心的笑声从走廊尽头的屋子里传了出来。这间屋子的面积约有80平方米，里面坐着二三十个年轻人，他们都是三里屯隔壁剧社的成员。成立于2007年的隔壁剧社，在非职戏剧圈里颇有名气，其名字来自著名导演赖声川的话剧《暗恋桃花源》中的一句台词——“隔壁剧社都是些什么人啊？”
这一天，剧社的成员正在进行表演训练。训练的主题很简单：不许说话、走一段路，然后让大家猜你想表达的是什么角色。穿着格子衬衫、戴着眼镜的阿伟，畏首畏尾地从屋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看完他的表演，大家纷纷表示没看明白。阿伟急得赶紧解释：“我演的是被跟踪啊！”坐在另一侧的“失眠”点评道：“我怎么看不出你哪点儿值得被跟踪呢？”一边说着，他一边顺手抄起手提包，示范被跟踪时应有的恐惧状。阿伟边看边笑，服气地点点头。
“失眠”是隔壁剧社的元老，表演经验丰富，正在电影学院学习编剧。没有专业老师指导的时候，他就会亲自上阵。“你演捡钱，就要演出捡1块钱和100块钱的区别”、“你是演在风景区拍照，怎么看着那么痛苦？感觉你家被强拆你拍照留念似的……”他对每个人的点评似乎都很刻薄，却又一针见血，自然也不会有人急赤白脸地跟他抗议。
在外人眼里，这群疯疯癫癫的年轻人似乎是在玩闹，可他们自己却玩得很认真。成员“影弟”总是找不对感觉，还没想好演什么就冲上台去，挠挠脑袋，转上几圈，又在大家的嘘声中下场。新人小月是第一次参加剧社活动，但她毫不犹豫地主动举手要求上台表演，站在台上也毫不怯场，当即震翻了大家。在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人会扭扭捏捏，每个人都毫不在意地展示着不那么会演戏的自己，享受着随性表演的那一刻。
在北京，像隔壁剧社这样的非职剧社有几十家之多，在大大小小的剧组活跃着的非职业演员不计其数。隔壁剧社的社长佩佩这样描述这群人：“年龄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13岁，二十六七岁的最多，70%以上是北漂，最远住在六环外。”在工作日，他们是公司白领、律师、医生、媒体记者，下班之后或是到了周末，他们就摇身一变成为演员。还得套用《暗恋桃花源》里的台词——
问：“隔壁剧社都是些什么人啊？”
答：“隔壁剧社什么人都有！”
幕后：“你说我贪慕虚荣吗？我承认”
晚上7时30分，《卤煮》即将开演。6时45分，在剧中饰演男二号的陈磊才匆匆赶到。他还不是当天最晚赶来的演员——7时整，饰演配角的王博几乎跟观众前后脚进了剧场。像这样的“迟到”现象，在专业剧组里完全无法容忍；但在由非职戏剧人出演的话剧中，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作为一名资深“票友”，职业身份是国企员工的陈磊经常会在各个剧组赶场。他参加相声剧《六里庄艳俗生活》演出时，因为单位离剧场太远，往往要在演出快一半时才能赶到。
陈磊不肯透露自己的工作单位，生怕自己的行为会被同事误解，甚至背上“不务正业”的坏名声。可是只要有演出的机会，他向来都会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前两年有一出描述80后职场生活的话剧《当司马TA遇见韩寒》，其中有个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这个角色有句独白，是像他这样的非职戏剧人的真实心理写照：“在我眼里，真正的价值，是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为你的努力鼓掌叫好。你说我是贪慕虚荣吗？我承认，可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会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原来我的所有付出都不是白费的。”
并不是每个非职戏剧人都有着和陈磊相似的想法。“很多人参加剧社的目的不是为了戏剧，有人是为了解闷儿，有人是为了练习普通话，有人则是希望多接触一些人，甚至包括找对象。”北极熊剧社负责人吴嵩认为，很多非职戏剧团体在成立之初就不是以戏剧演出为目的，而更像是一种俱乐部。佩佩就把隔壁剧社每周一次的表演训练形容为“派对”，“我们不是表演培训班，我们也不负责排练你的剧本。你来玩我们欢迎，你想成名请去别的地方。”
不过，也有些非职戏剧团体正在变得越来越专业。比如石景山区文化馆话剧团，不仅有知名演员李丁担任督导，团长李玉山也曾是山西话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文化馆还派了业务干部专门管理剧团事务。“有个从内蒙古来的姑娘，本来是幼儿园老师，一心抱着明星梦，辞了工作来北京。没事时就在剧社训练，现在已经能够接到戏了。”李玉山说。
处境：“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当听到“格致剧社”这个名字时，吕刚的直接反应是愣了一愣，迟疑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格致剧社成立于2009年，是一个由大学生自发组成的团体，吕刚正是这个剧社的发起人。他有些尴尬地表示，剧社的名字虽然还在，但其实有一年没组织过任何排练和演出，事实上已经处于解散状态了。
吕刚记得，剧社排练过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萨特的作品《肮脏的手》。一千多元的舞美道具费用，都是剧社成员自己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吕刚原本打算带着这出戏参加专门为非职戏剧人成立的非非戏剧节，没想到并没有被戏剧节主办方选中。结果，这个排练了一个多月的戏，甚至连演出的机会都没有就宣告夭折了。“弟兄们搭上伙食费排练了那么久的戏，连演都没演，我作为发起人几乎没脸见他们了。”吕刚说。
像格致剧社这样解散了的非职戏剧团体，并不在少数。每年九十月份，非非戏剧节的主办方都会向参加过上一年活动的剧社发出征集剧目的电子邮件，但只有一半的邮件能够得到回复，其他剧社基本上已难觅踪迹。有人把非职戏剧团体形容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大多数都扛不过一年就无声无息了。
没场地、没资金、没演出的“三无”困境，是大多数非职戏剧团体所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衔芦剧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因为没有资金，这个剧社的排练场地，只能设在北五环外一个菜市场边上快要拆迁的门面房里。每个周末，剧社成员都要“千山万水”地跋涉而来。他们中有人来自南二环，有人来自南三环，在路上就要花费一两个小时。
曾经在戏剧圈内颇有名气的北极熊剧社，目前也已经进入“休眠”状态。以前，这家剧社是靠社长吴嵩自掏腰包来作为资金支撑，但他现在渐渐有些掏不起了：“我已经30岁了，也要娶媳妇、生孩子，家里人不允许我再把钱都投在这上面。”另一家非职戏剧团体明皓剧社，则是靠收取会费来维持运营。这家剧社的成员大多来自CBD一带的白领，每人每年缴纳的会费为200元。考虑到收入水平的差异问题，这种做法很难在其他剧社中推广。
思路：“戏剧虽然小众，也是文化需求”
为了参加今年非非戏剧节，石景山文化馆话剧团获得了5000元前期资金用于排练。尽管钱数不多，但却足以让其他非职戏剧团体羡慕不已。事实上，像石景山文化馆话剧团和隔壁剧社这样，能够依附于基层政府部门，并因此获得资金和活动场地支持的，在这个群体中属于凤毛麟角。而这些剧社的运气，更多取决于基层文化管理者的态度和认识。
隔壁剧社与三里屯街道的合作纯属偶然。在一次朝阳区举行的小品比赛颁奖典礼上，佩佩和街道负责人碰巧站在一起，两人攀谈后发现，彼此可以互相帮助。随后，剧社便入驻三里屯街道，连社名也变成了“三里屯隔壁剧社”。无独有偶，创立于2008年的胡同实践社，曾向宣武区文化馆申请场地支持，但对方以现有群众文化团队太多、无法保证场地为由，婉拒了申请。但是，当他们辗转找到金融街街道后，却因为得到对方的赏识，而很快解决了场地问题。
事实上，基层部门并不缺乏文化活动经费。据北京市文化活动中心主任黄海燕介绍，通过文化项目“转移支付”，2009年开始，全市每个街道每年都可以获得5万元到10万元的经费用于文化活动，每个社区从市里获得的文化活动经费就有5000元到10000元。此外，有些城区还会另行拨款予以支持。比如东城区，每年就有200万元的资金作为专项文化活动的奖励。
但是，和街道社区遍地开花的舞蹈队、合唱队、书画队相比，非职戏剧团体要想申请资金和场地，往往更困难。
有群众文化工作者认为，这可能与目前群众文化工作的考核标准有直接关系。据了解，在文化部出台的文化馆评级标准中，只考核馆舍面积、行政管理、队伍建设、对外服务，而对于群众文化团队的类型建设上，并没有做特殊要求。而在北京乃至全国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合唱、舞蹈、书画、摄影的比赛很多，但戏剧类比赛却很少，扶持戏剧团体对提升基层文化组织工作的业绩作用并不明显。
另外，即使参加像“群星奖”这样包含有戏剧类奖项的群众文化活动比赛时，一些街道和社区为了保证能够拿奖，更愿意邀请专业的戏剧工作者来进行创排，而非职业的戏剧人反而可能被拦在门外。“你有时会感觉自己就像透明的一样，所有人都看不见你。”曾经四处寻求资金支持而碰壁的吴嵩略带伤感地说。
朝阳区文化馆一直对非职戏剧呵护备至。如今颇有知名度的非非戏剧节和大学生戏剧节等非职戏剧活动，都是这家文化馆搭建起来的。文化馆馆长徐伟认为，目前一些政府机构对于非职戏剧团体的帮助，往往还停留在福利发放阶段，非职戏剧人能否得到扶持，经常要看缘分、碰运气，“戏剧虽然小众，但也是群众的文化需求，成立非职剧社是他们的文化权益，这种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在他看来，基层文化机构的负责人应该更新自己的观念，切实保护来自民间的这份艺术热情。
对话北京剧协秘书长杨乾武：戏剧是最好的美育课堂
记者：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非职戏剧社？对职业戏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乾武：戏剧作为高度综合的集体文艺生活，从来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内需。非职戏剧社的涌现，说明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要求更高了。非职业戏剧可以被称作是职业戏剧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职业戏剧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培养更多的戏剧观众。比如，9剧场推出的非非戏剧节，其实也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记者：时下的商业戏剧有很多问题，非职戏剧身上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吗？
杨乾武：非职戏剧人热爱或喜欢戏剧，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却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种健康理想的非职戏剧蕴含着质朴本源的戏剧精神，推广普及这种戏剧精神，或许可为当下一些过度娱乐的消费戏剧解解毒，防止剧场退化成低俗娱乐场所。
记者：有人认为非职戏剧降低了戏剧的门槛，影响戏剧的品质，您怎么看？
杨乾武：当下的中国职业戏剧，尤其是国有主流戏剧，其门槛世界第一。但不是艺术门槛，而是技术、投资、票价等非艺术的门槛高不可攀。艺术门槛却一低再低，陷于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自我封闭，敝帚自珍。非职戏剧的目的正是打破职业戏剧的各种无谓门槛，广泛普及推广传播戏剧文化，吸引更多人参与戏剧活动，关注戏剧的现状。
记者：很多非职剧社往往受困于资金问题而难以为继，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政府机构应该如何看待非职戏剧？
杨乾武：一个国家戏剧文化与戏剧艺术的水准，决定了其大众文化水准的高低。如英国、美国的电影，尽管高度市场化、商业化，却仍然保持了一定水准，就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戏剧高度普及并发达。百老汇与伦敦西区并非孤独的“空中花园”，支撑它们的是由数倍于百老汇与伦敦西区的非盈利戏剧，尤其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校园及社区的无数非职戏剧构成的。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潮流中，拿出巨额文化投入的零头，组建非职戏剧发展基金会，实事求是的帮助扶持全国各地的非职戏剧活动。同时制定落实相关的文化免税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资助非职戏剧的发展。另外将戏剧融入中小学素质教育课中，戏剧活动本来就是最好的集体美育课堂。
记者：您怎么看非职戏剧未来的发展？
杨乾武：现在，非职戏剧的主力主要存在于大学校园，以及一些社区或单位之中。伴随着教育改革，以及应试教育的慢慢淡化，希望戏剧活动逐渐向中小学普及推广。社会上自发独立的非职剧社，可以主动与各社区合作，将非职戏剧的发展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既可以提升社区文化的内涵及品位，也可能获得社区政府的资源及资助，找到一个家，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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