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结构的明显演变，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农民工这一新兴的社会群体。他们进城奔波于生存的夹缝，远离故土却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在此背景下，如何让他们的孩子能够顺利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以及对他们的家庭教育提供援助，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日前举办的首届“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上，许多学前教育专家就“流动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及其社区融入”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放宽入学限制 简化入园手续
增加流动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为了了解流动幼儿所在学前教育机构的现存问题，以及流动幼儿父母对学前教育的需求，探讨其影响因素，提出既能满足其需求又能适应北京地区实际情况的可行性建议，中华女子学院教师邹敏参与了“北京市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现状研究”。该研究主要针对随父母或其中一方离开户籍所在地去其他地区生活的3—6岁儿童。该研究选取了128位在北京生活的3—6岁流动幼儿父母进行调查。这128位流动幼儿的父母中，89.8%来自农村，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小学，但他们大都希望孩子能进入质量好的公办园。然而，调查显示，他们中仅有1人的子女进入公办园，有77人明确表示进不了公办园。究其原因，他们认为，入公办园很难，除学费较贵外，没有北京户口、居住地附近没有公办园、需要托关系，需要房产证等各种证明也是重要原因。
虽然大多数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进入师资水平高、安全又离家近的公办园，但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他们中的部分人还是为孩子选择了收费便宜、房舍和师资条件相对较差的村园、个体园。调查称，这些园所多分布在城乡交界处，规模普遍较小，收费低廉，设施简陋，教育教学质量不高，偏重知识的传授，有的园所甚至一学期下来没有开过家长会，部分私人办的非注册幼儿园的活动室只有十几平方米，安全、卫生条件均存在不少隐患。
这些调查结果引起了研究者的深思。邹敏认为，要解决流动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问题，首先应强化政府职能，及时预测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增长的情况，了解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的现状和需求，制订针对流动幼儿的专项学前教育计划。她建议，可在流动幼儿聚集的村庄适当建立公办幼儿园，城市幼儿园和社区应为流动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提供充足的机会，流动幼儿享受与当地户籍幼儿同样的待遇，放宽流动幼儿的入学限制，简化入园手续，以方便流动幼儿就近入园，整体增加流动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该调查报告称，目前，北京市非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这类幼儿园具有因地制宜、入园方便、收费低廉、提供针对性服务等优势，同时由于管理缺位和失当，其生存境遇堪忧。因此，报告建议，政府应加强对这类幼儿园的规范和扶持，可通过奖励和生存补助的形式，改善其办园条件和提高师资质量，从而改善现有流动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现状。
■培养“家长教师”
让家长真正成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长并不是一味接受专业培训的被动客体，在教育中，他们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与专业教师和孩子主动发起互动，家长也是教育的主体。”在阐述“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中‘家长教师’培训的行动研究”时，内蒙古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羽指出，家长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这些教育资源主要是指父母对子女成长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条件与因素的综合，即家长的不同职业、文化水平、特长、家庭的文化氛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长的教养方式、家长与子女交流的时间、亲子沟通质量等因素。
为了让农民工家长自身成为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该研究以一个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四环游戏小组为个案”，尝试对实施教育行为的家长（即“家长教师”）进行培训，充分发挥来自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力量，以期为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的发展和推广提供参考。
刘羽指出，养育学龄前子女的农民工有着强烈的教育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来自他们生存压力大、无暇照顾子女的现实，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寄予子女的无限期望。因此，在组织中，培训者通过针对参与者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方式培养“家长教师”，如通过宣传页的发放，以及下摊位与家长沟通传播科学的育儿经验，拉近志愿者与家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大型亲子活动，创设机会让家长看到孩子的变化，从而激发家长的教育意识，增强其教育信心；通过家长志愿活动影响家长的教育行为，发挥家长的创造性和能动性；通过阅读活动实现家长的有效参与；通过废旧材料制作玩具，使家长在身体力行中获得对教育的理解，将教育延伸到家庭生活中去；通过漫画和工作坊的形式，实施教养孩子的培训，帮助家长总结、提升集体的优质育儿经验……
如何使农民工家长在组织中成长为“家长教师”，是刘羽和他的伙伴们研究的重点。通过参与组织活动，使家长们提升教育方法和技巧的同时，还有一项额外的收获，那就是增强了他们内心的力量。刘羽认为，农民工进城打工，远离了原本熟悉的“乡村文化”，生存压力很大，缺少必要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支撑。然而，在这样的组织里，这些农民工家长有了新的归属感和有益的学习娱乐氛围，接触到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新的有益的力量能够使这些农民工成长为有责任感、敢于承担的主体。
■建立援助机构
帮助农民工父亲参与家庭教育
在当代中国的多数家庭，父亲依然扮演着家庭“顶梁柱”的角色，许多父亲都认为“挣钱养家”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使许多父亲忽视了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为了给农民工的家庭教育提供更加完善的参考样本，使他们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区，奕阳教育研究院的于昕利将研究聚焦在“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父亲参与”上。
调查选取了6位农民工父亲作为深度访谈的对象，希望能从父亲本人的视角建构父亲参与的观念并分析影响因素。调查发现，城乡二元结构从制度层面影响了农民工父亲对子女的期望值。由于农民向上层社会流动渠道的有限性，农民工父亲希望通过上学改变子女的“身份”，因此，他们虽然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关心，但是仍然要为生计疲于奔命，而对家庭教育中的父亲参与表示“无能为力”。
调查发现，农民工家庭中孩子的生活多以母亲为主要照顾者，父亲往往以辅助者的角色参与。但是农民工父亲对于“能够更多地陪伴孩子，有较多时间教育孩子”的“意愿”比较强烈，他们对子女的情感表达较少，而学业辅导、规则约束较多。父亲们自述，在农村的时候，没有督促、指导孩子学习的意识和习惯。部分农民工父亲依旧会采取从家乡习得的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质疑暴力管教的有效性，但是他们更愿意相信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打不成材”。
针对这些研究结果，于昕利建议，在国内实行家庭教育中父亲参与的援助机制，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家庭教育实行援助。她认为，建立家庭教育的援助机制，首先，需要立法来保障政府行动；其次，还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合作；再次，建立援助机制需要教育、心理、法律、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跨学科合作，为政府部门提供理论支撑。
于昕利还建议组建农民工社区亲子服务中心。她指出，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往往呈现“社区型流动”的特点，建立社区亲子服务中心也能推动父亲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缺乏社会网络支持是影响父职期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研究证明，专门针对父亲参与设计的亲子课程项目可以有效帮助男性提高其父职期待，并减小父亲参与与母亲参与的“鸿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