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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教育范式的转变：分析转向整体，功利转向互利
在经验学派的效果理论，以及批判学派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国外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解密范式”的变迁，现在正在沿着超越保护主义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现在所采用的多是分析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批判范式，但是受到理论基础的影响，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立足于一种对媒介的防范意识，对受众的保护观念。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与教育的逻辑还局限在单面的，对立的线性模式，在思辨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分析的范式，功利的范式。
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对受众思想的涵化作用，认为公众在适应作为感知与符号系统的媒介环境的过程之中，不断内化着“媒介/讯息”带来的文化偏见。它探究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如何对我们构建的“现实”产生影响，而这样的“现实”又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设定哪些隐含的命题。但是同时，它也强调受众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消极被动的弱势个体，每一个人都在与媒介环境不断进行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受众生态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传播文化的走向。以此为据，我们的媒介教育应该对媒介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生态式的关照。
可以说，我们以往提倡的这种传统的、以追求受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分析、保护、功利性的范式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而正是这种共赢互利的价值缺损才使我们的教育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人与媒介的关系紧张带来的种种传播问题。[10]
因此，笔者提倡采用媒介生态学提供给我们的立体的思考范式，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 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对整个媒介环境进行全期、全景的关照, 并在改善人、媒的互动关系上进行多感官技术的努力。我们不应简单地探讨如何保护公众不受到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影响, 而是促使阅听人理解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 并认识到在自己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文化素养，以实现与媒介环境的共栖, 与信息生态的互利。
媒介教育内容的转变：作为信息的媒介环境与作为技术的媒介环境的均衡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指导下，媒介素养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关注媒介的内容对受众思想、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作为技术的容器的媒介，它本身的性质、结构以及发展变革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在媒介生态学者看来，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结构, 是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结构在信息的选择、编码、传输及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由于每一媒介技术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偏向就成为必然。而且这种偏向不仅是信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技术上的。
而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却都忽略了在整个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中，作为技术环境的媒介的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况且我们现在正处于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变革时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止是媒介表现、使用方式或者媒介内容的改变。新旧技术的重新定位，媒介环境结构的重组，人的感官比例的重新调整，这些都必然会引起更深层次的我们认识论的改变，我们文化的转轨。
从这一点上引申开来，我们的媒介教育内容应该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即媒介信息认知与媒介技术认知，前者关注信息载体的媒介素养，而后者研究技术载体的媒介素养，不同的认知对象，也就构成了媒介教育的不同内容。
媒介（信息）认知包括媒介内容认知——了解媒介的表达内容，以及媒介规则认知——了解特定媒介的表达规则。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个层面进行的。
媒介（技术）认知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媒介技术偏向对人的感知、思维、行为影响的认知；对媒介技术变革与社会进程互动关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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