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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教育论”：冲决“忠君、尊孔” 中国的新式教育在清末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10年代已经建立起一批现代学校，颁布实施了“癸卯”学制，废除了科举制，初步形成了现代教育行政体制，即在学校和教育制度两个层面实现了教育早期现代化。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尚公、尚武、尚实”也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但其“忠君、尊孔”的核心要义，却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桎梏。从20世纪初开始，同盟会等革命党人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教育论”，冲决了清末教育宗旨“忠君、尊孔”的核心要义，从“破旧”方面为现代教育宗旨的确立、为在国家教育意志层面实现教育早期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革命党人的教育思想是在革命教育实践以及与立宪派的论战中表达出来的，并与革命思想相糅杂，与其讲是教育思想，毋宁讲是革命思想的教育表达。 其一，革命教育论。革命党人宣称：“各国民族之鼓舞兴起于革命之事业者，未有不由于教育之影响。”“教育者，时代精神之导火索也；时代精神者，教育事业之聚光点也。故言教育而不言革命，则不足以发扬时代之精神。”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教育以及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和举办的新式学校充满专制性、奴化性，造就的是“无自治之力，亦无革命之心”的一批批奴役。另一方面，鼓吹自办“革命之教育”，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除了以宣传鼓动为主的社会教育，更认为“革命积极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军人”，故需相应进行“刺客的教育”。革命党人创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大通师范学堂等均有类似性质。 其二，民族革命教育论。革命党人虽“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但在主张民族主义、种族革命上是一致的。当时几乎所有革命党人，尤以章太炎、吴越等人为代表，宣扬“种族革命之志为复仇”，“以排满为先务”，甚至号召“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与此相应，革命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教育学生“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我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进而，主张以民族主义为革命教育的第一要义，宣称“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民族主义则求此最大幸福之引线也”，所以“曰国民教育，不如直揭民族主义以为教育之旗帜”，“曰军国民教育，不如直揭支那民族主义以为从事教育者之事业”。 其三，民权革命教育论。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权主义，就是开展“政治革命”，“建立民国”，与此相应的革命教育就是要使“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进而，批判作为君主专制制度思想基石的孔孟儒家学说，尤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用保存国粹的形式来宣扬排满复汉思想，影响极大。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的面孔，在学术上发挥“尊子贬孔”说，“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在政治上批评“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吴虞更尖锐地指出，“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距杨、墨。”因此，必须彻底批判孔孟学说、推翻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才能“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 其四，教育革命工具论、先革命后教育论。革命党人将教育作为发动革命的重要形式和工具，将学堂等教育机构作为培育革命人才、组织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和掩护所，将学堂学生和新军、帮会等一起作为革命的组织基础和主力军。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般仅将教育作为革命的工具，坚持先革命后教育，认为教育、兴办实业、地方自治等“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只有革命。”只有革命之后，“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这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教育观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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