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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超过画名原因在“反右”
艺术评论：启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说他以书法名世其实是阴差阳错，说最早喜欢画画。
赵：当然启先生从小来说不是要立志成为书画家，但启先生能成为书画家也不是偶然。他从小想学画画，《口述历史》里有讲到，他也常提一件事，就是他有一个亲戚让他画一幅画，说你别题画。
艺术评论：这件事似乎对他触动很大。
赵：对，那亲戚嫌他字不好，对他触动很大。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是一个外因。在各方面的激励下，学习书法。但他也有悟性，“书画同源”嘛，都是笔墨的艺术，是相通的，他也有这个天分。年轻的时候当然以绘画为主。
艺术评论：他那时好像仿四王、董其昌、倪云林都有。
赵：他是以临摹出身的，这是中国画的传统手法。临摹是基本功，中国画表达的是文人内心的情绪。但造成他最后书名超过画名，根本原因还是“反右”，因为他是在画院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对绘画有点寒心了，因为是毫无原因的。他协同叶恭绰筹建北京的第一个画院。
艺术评论：当时有个人认为启先生是叶老的死党，要打倒叶就必须先打掉启功。
赵：那个人后来还当过中国书协的理事，一下子说不上来了。所以后来启先生当时就决定封笔不再画了。当时书名已经很高，声名鹊起，渐渐转到书画。
艺术评论：你做研究生的时候，启先生还画画吗？
赵：那个时候很少画，被打成右派之后他就不画。一直到七几年，在中华书局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时候心情稍微舒畅一点，点校没事儿的时候，就随便画几笔。拿出小纸头，随便画，谁爱拿谁拿。那时候花了很多小幅的随笔，都不是正式的。他那时候画了很多红竹子（朱竹），因为点校使用红笔点的。
艺术评论：哦，原来这就是朱竹的缘起。反而后来启老的朱竹名气特别大。
赵：后来就成了启先生绘画的一个特色，一个品种。“文革”之后偶尔也画点儿，总而言之是搁了好几十年了。到香港义卖时画了一些画，（一些画）也被学校当做礼品——启先生自称是礼品公司的，这样也画点儿。总的来说画得不多。
艺术评论：所以启先生在绘画上还是有些想法的，后来为时代所误。
赵：对，没有那段经历的话，启先生的绘画应该也是很了不起的。
艺术评论：可能又是另外一种面貌了。
赵：因为那个时候他三十多岁，1950年代，是创作的高峰期，当时他的画还是很有名的，全国画展上他一次就展出四幅大作。
艺术评论：是山水画吧，那时候他是天生禀赋，感受力和悟性都很高。
当下教育无法“复制”启功
艺术评论：你之前曾提到当时中文系的分科有些问题，您觉得结合启先生的成才例子和你求学的历程，对当下教育有什么想法？
赵：启先生可以说是一名“通才”式的教师。众所周知，启先生精通各种学问，包括文学、文献学、文物学、小学、史学、民俗学、红学、佛学等等，而且又是书法、绘画大师。堪称他谦称的“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大杂家”。而1949年以后苏联式的学科分类，完全不适用于启先生。我甚至想，当初辅仁大学并入师范大学之后，当时的领导一定很犯难：究竟把启先生分到哪个系？中文系，历史系，还是美术系？分到中文系又该分到哪个教研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民间文学？那时还没有什么书法系，如果有，也许就分到那里去了。而最后分到古代文学，又让他教哪一段？先秦，唐宋，还是明清？众所周知，启先生分到古代文学教研室之后，最反对的就是机械死板的分段教学。曾把古代文学分成三段或四段比喻为吃鱼，吃鱼可要“中段”，但鱼的中段能硬性规定从第几片鳞起，到第几片鳞止吗？文学的发展难道都是随一代帝王的兴起而兴起，又随一代帝王的灭亡而灭亡，从而可以硬切成几段吗？正因为启先生反对死板的分段，提倡通学，提倡要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提倡对自己非本专业的知识也要有所涉猎，并巧妙地比喻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因此他特别强调要把文献学、小学的知识有机地融合到文学的教学中，并戏称这样的学问为“猪跑学”。所以他的教学才能那样游刃有余、深入浅出、点面结合、举一反三，有如高明的全科医生，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从启先生学习、成才的过程，可以说给教育界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启先生能不能复制？现在的教育体制能不能复制启先生这样一个全面的、通才的人——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分科都分得很专业、很细，所有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得按部就班地按这个体系走，不可能是偏门。当然启先生也不能说是偏门，启先生为什么中学没有毕业，因为他当时英语不及格。他从小受的是家庭教育，后来才插班读的西洋教育，汇文中学，汇文中学英语要求很严，启先生没有这个这个教育背景，所以中学毕不了业，中学肄业。所以后来到辅仁中学、辅仁大学教书都受人打击，说你中学没毕业，怎么教大学。所以启先生当时那种教育环境不适于现在这种分科模式。当时所以如果没有陈垣校长护着他，他早就被淘汰下去了。比如说现在有学生文科特别好，数学跟不上，当然考不上好的大学。
艺术评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通才”式，或许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具体到现在的高考，要考英语数学这些还好理解，毕竟英语还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好像考书法、国画也要考英语，职称考试更少不了英语……
赵：当然现当代这种分科也不是说不对，我觉得基本的趋势应该是成体系的分科系统，但毕竟这种分科模式还是会埋没一些人才。现在的教育制度决定我们只能是工厂化流水化程序化中“成才”，不可能是有个人的充分发展。
艺术评论：好的教育应当是让人能够真正充分发挥个性与特长，这也是社会真正发展与健康的动力。
赵：对，就是当下教育导致很多人的个性被掩埋了，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启先生受的教育起点是高的，他都是最高的精英式的：齐白石、吴镜汀、贾羲民、戴姜福、溥雪斋等，全是最知名的。所以他的起点高，境界高。现在也有人提倡，甚至有人办私人教育，办私塾，比如从小入国学班。
艺术评论：有的地方曾经办过“孟母堂”，私人办学，提倡经典教育，后来被取消了。
赵：有人在尝试这么办，即使说完全不是私人的，他们也改变了课程设置，读《经》，读《诗》，根本的问题在于老师都不行。你说如果这么走下去能不能培养出一个启先生来？培养不出来，没有这种起点。当然还在于启先生的悟性，个人的天分。所以这些种种加在一起，我觉得现在的教育模式是不可能的。
艺术评论：如果说可能产生奇迹，那我们是不是对教育进行一些合乎人性的改革呢？
赵：虽说现在教育大的格局不能变，但要想培养出像启先生这样的人我觉得应该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教育体系，如何更好地注重个体的能动性，注重个性的教育。现在也有一些尝试，一些破格录取，但是很少。现在破格录取的，也看不出来将来能不能成才。但总的来说还是应该有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更能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教育模式。西方人就特别注重个性模式，个性的能动力被发挥出来，整个社会前进就有力量，个人的创造是推动社会最大的动力。我们现在的教育压抑着个性，都按着模子走，所以对教育制度应该多考虑。所以有时候我也想和专门搞教育的人一块儿研究研究“启功现象”，看看现在的教育模式中应该有些什么改变。当然这个课题、项目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艺术评论：但真正研究这一点，意义是非常大的。
赵：毫无疑问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不赞成书法硕士博士
艺术评论：你曾说过学中文的本科或博士毕业之后都不能写诗词，这也是个问题。说起书法专业，其实过去根本也都没有书法专业——书法应当是中国文人必备的基本功。
赵：对。现在分科分得非常非常细，书法都成为一个专业了。过去哪有把书画当做专业的。北京一所大学成立了一个书法系（是首师大），欧阳中石当时没有足够的自信办这个，他想拉启先生一起来办。
艺术评论：启先生当时怎么说？
赵：他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启先生说：“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博士了，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硕士了，没有标准，无法判断。”启先生也从来不说书法能够成为一个专业。
艺术评论：包括启先生对“书法大师”这一称呼似乎也是抵触的。
赵：对。后来欧阳中石在首师大办了书法专业，他们在书法后面加了“教育”二字，书法教育硕士、书法教育博士，搞点书法理论研究。当然这方面我也不评价。总的来说启先生是不太同意的。
艺术评论：你印象里，启先生对于书法教育当时有没有说法？
赵：也没什么。一开始就是不太同意书法系这种做法，不过他也不会当着欧阳中石说他不同意。他是说，“什么叫书法硕士，什么叫书法博士，标准拿不出来。”等于就推了这事儿。
艺术评论：启先生专门收过书法方面的学生吗？
赵：没有，自称是启功书法学生的其实都不是。
艺术评论：启先生的诗词也很有成就，他的一些自嘲诗，我觉得与聂绀驽的诗有相通之处，是典型的中国文人面对人生劫难时的表现，洞悉社会、洞悉历史，对人生的荣辱穷达早已看透，表面自嘲，但内里骨头却是硬的，这与东坡也有相类处。
赵：启先生很佩服聂绀驽，其实聂绀驽写古典诗词起步是比较晚的，他以前不写。但是他往这方面写，有才气，写得非常好，很有个性，一看就是聂绀驽的，启先生也是。
启先生在《启功韵语自序》中曾称自己的诗“绝大部分是论诗、题画、失眠、害病之作，而且常常‘杂以嘲戏’”。“嘲”者，嘲笑也，讥讽也；“戏”者，游戏也，玩笑也。正如他在《心脏病突发》诗中嘲讽自己大难不死所云:“游戏人间又一回。”启先生的嘲戏主要是自嘲，而自嘲是要建立在敢于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这需要有大勇气；且内敛于自我的嘲讽，也必然折射出社会因素，因而这样的诗绝不仅仅是自我调侃，而必然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他中年所写《卓锥》(寄居小乘巷，寓舍两间，各方一丈。南临煤铺，时病头眩，每见摇煤，有晃动乾坤之感):
“卓锥有地自逍遥。室比维摩已倍饶。片瓦遮天裁薜荔，方床容膝卧僬侥。蝇头榜字危梯写，棘刺榱题阔斧雕。只怕筛煤邻店客，眼花撮起一齐摇。”
写自己在立锥之地艰难而达观的生活状况，最后写一见摇煤球就觉得自己跟着头晕眼眩，风趣之极，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不是令人想起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高风亮节吗？
艺术评论：流传最广的大概还是启先生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不足百字，字里行间表面看诙谐幽默，实则隽永深沉，满是悲悯。
赵：晚年所作的《自撰墓志铭》则可视为幽默风格之代表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诗是诗歌史上最优秀的三言诗之一。在自我嘲讽中又包含了多少辛酸坎坷。启先生在诗词的继承与创新、雅与俗相结合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高雅之作格律严谨，语汇典雅，对仗工整，用典考究，尤其是那些借助双关象征手法的咏物寄托之作，可谓臻于极致，也为当代如何以传统手法来表现时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艺术评论：启先生晚年鉴定与书名播扬极远，当时也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就你了解而言，启先生面对商品化的冲击时如何对待书画、鉴定？
赵：启先生当年与几位鉴定大师一起经眼过数以万计的古代书画。众所周知，启先生对做他的假画、假字有时只能抱一种无奈的态度，但对盗用他的名义在书画鉴定上作假作伪则不能容忍。现在有些“鉴定家”公开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付钱才鉴，付钱即真，这种现象决不会发生在启先生身上。写字也如此。他为教育、文化、公益部门题字一贯分文不取，对企业部门所付的润笔也都交学校处理，并把其中很大部分都拿出来济困助学。他淡泊名利，更淡泊钱财，（身体好时）他的字几乎有求必应，故流散在社会的数量当居当代书法家之首。这也是他深受各界人士普遍喜爱的原因之一。这也提示我们，学习、研究启先生，除了他的艺术和学术成就，还要深入学习他的人品，这才是真正的纪念启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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