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自由的敌人——对波普思潮的批判性考察
文/舒 群
自从丹麦人克尔凯郭尔以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所谓“地下人”(Undergound Man)说话以来,西方意识形态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种转弯不仅表现在正统的欧陆哲学和英美经验主义的思想传统中,还同时表现在文学、艺术及至弗洛伊德的医学理论中。古典时期的精神偶像被打翻在地,理想主义差不多成了乌托邦暴政的代名词。苦闷、烦恼、绝望、抑郁的情绪成为20世纪初整个西方艺术的基调。这种被哲人和艺术家预先表达出来的非常人、地下人或沦为虫蛆的人的超常心态在二战后取得了合法身份,并成为被世界大战蹂躏后的欧洲知识分子们的共识。缘此,这种发端于“地下人感受”的艺术便如油沾火,愈演愈烈,直至“后现代主义”问世,这种对艺术传统的破坏性运动发展到了高峰。这种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精神实质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中被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德里达认为,西方传统思想的根本性误区在于其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迷信,二战这个世界性悲剧正是这种传统思想习惯的直接后果。德里达称西方的这种思想传统为“逻各斯中心论”,实即“认识论上的理想主义”。在德里达看来,这种理想主义的话语传统培植并助长了西方人的“种族幻觉”,使西方人养成了指望在自然现象中寻找超乎实际可寻的秩序的习惯。因此,必须对其施行解构,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二战这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德里达进一步挑明并指出:认识论上的理想主义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对因袭规范的敌视,正如自由派思想家约翰·格雷所说:“这种对因袭规范的敌视最终必定是不合自由派观点的。没有稳定的道德传统和社会因袭规范,自由社会便不可能长久地存在:替代这类规范的,不是个体性而是暴力强制和失范。”(约翰·格雷:《自由主义》)为此,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者便决定要在思维的土壤—语言及词根上同传统认识论决裂。然而正如德里达本人指出的:“任何曾存在过的都不能被完全抹去,但它可以被解构,以释放那在两极对立中,受压制的一方,也就是说强者应当受到擦抹,以消除它的权威性,任何事物,包括解构主义本身,一朝成为压制对方的权威,就应当受到擦抹。”(郑敏:《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二十一世纪》,1991年4期)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主义的实质其实是一种阅读或写作上的批判性策略,即通过对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或侵越性考察,达到一种对文本的辩证的理解,从而从比较开阔的视野上去理解传统。但是,德里达的这番苦心并不被解构主义的信徒们所真正了解,在接受解构主义思想影响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中,走入新的迷途的是绝大多数。这个迷途在思想上是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在艺术上则是颓废和垃圾对崇高和完美的压制。结果,一群群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敌视一切文明规范的“地下人”在解构主义的旗帜下拉起了庞大的反文明阵营。目前,在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中,这种“地下人”几乎占去了艺术家总数的90%。而其艺术话语所要张扬的也无非就是地下人对世界的一贯态度,即对理想主义的无休止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漫无边际的亵渎。自杜尚以来,西方的“达达”主义和波普艺术正是这种“地下人”艺术的典型范例。在毕加索、沃霍尔以及美国诗人金斯伯格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作为一种人格特色的“地下人”气质。
排斥理想而支持堕落,在我认为不是进步。只是理想似乎还站在官方话语那一边,谁也想不到这一层,但是正确的理想主义终究是不能真正被消解掉的,解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所要消解的东西不是人类的理想,而是权力体系或个人野心家所企图独自占有的对人类理想的解释权。因而,德里达所反对的不是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形而上学的“出场”。换言之即德里达所反对的不是人类对“缺席的永恒秩序”的领会,而是人类企图在现实中建构仅以个人心情为依据的秩序的野心。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理想主义的话语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为人们所重新认识和评价,并予以正确的理解和给予其应有的地位。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时至今日,“地下人”那种粗制滥造的趣味爱好正在泛滥成为一种公共价值,一种“权威性意识形态”,给社会话语中不可或缺的理想主义语式(真正意义上的)带来了空前的压抑。甚至更彻底些说,正是这种东西与官方话语沆瀣一气,阻碍着知识的发展,迷乱着人们的心智。因此,重新解放“崇高”、“理想”、“意义”、“责任感”这些理想主义话语的工作正在显示出它的历史性价值。
“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展览形式与文本内容的冲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展览形式本身也是文本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颁奖仪式也必然成为展览的整体性话语的一种成分。这种秩序化的展览形式与文本内容上的杂乱无章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反差,无怪乎曾有人窃窃私语地指责:“这次展览的组织形式是违反‘后现代’精神的”。然而我却以为这正是本次展览的真正价值所在,它在话语的总体秩序上向“达达”主义以来艺术上的偏激行为提出了挑战,并有效地抑制了“地下人”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恶性膨胀,这种膨胀曾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显示过威力,以致有一个时期所有的艺术家都不得不接受恶劣与嬉皮掺半的地下人道德的“统治”。这种状况正是在“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上得到了纠正的,从此,中国的现代艺术创作真正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但是我认为,这种“纠正”还远远不够,在整个世界性的前卫艺术语系中,地下人的趣味及其语式仍然牢固地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心,使人们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看不到正常人的艺术。于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便失去了艺术。在公众的心目中,艺术这种东西只是古典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不仅在中国,在日本,而且在美国,在法国,前卫艺术实际上也始终是一种自生自灭的“地下战斗”或“边缘战斗”。在这种未经认真反思的盲目战斗中,一种崭新的奴隶道德正在悄悄地爬进艺术家的头脑,成为定型和禁限艺术家思想自由的新的制度关系,致使其看不到人生意义的更为开阔的一面。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家和艺术家所面临的新的困境,它与德里达和杜尚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已经相去甚远。尤其在中国这个非逻各斯中心文明的独特话语背景中,对秩序感的维护,对人类尊严及至光荣的维护将有着不容怀疑的历史性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使我们的民族摆脱那种习以为常的精神上的消极散漫状态和社会生活中的“脏、乱、差”。
当然,在我们明确地提出这样的主张的同时,不应忘记解构理论对我们的提醒,即一切立场或态度都是策略性地建立起来的,它将随着问题得到解决而消失或转变。我们必须牢记这一逼近正确理解所必不可少的辩证思维方法,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西方逻各斯中心论的覆辙,重陷“在场形而上学”的泥淖。目前仍有势力的诗化哲学以及丁方的艺术主张便是这种西方式的思想误区在中国翻版的典型范例,他们的世界观是卢梭式的,支配他们张扬基督教的真正动力不是对真理的执着,而是权力意志或自我表现的欲望。权力意志的本质在他们的写作中以“真理意志”的表象表现出来,这种有害的真理意志很容易造成纯粹真理的幻觉,而在这“纯粹真理”后面,权力实际上是在悄悄起作用。为了避免同类的失误,我决定抛弃以往的意态写作,而代之以能指相同,却所指角度不同的同一性语态写作。在这种书写语式中,写作的人本主义受到了理性的限制,它不是无限膨胀的主观表达,而是对症下药的客观批判。为此,同一性语态并不着意渲染文本背后隐藏着的人文精神,而是用沉默的视觉话语本身激活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无意识深层,从而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们的无意识习惯。正是在这种认识上,我坚决反对以文字学的形式重建逻各斯中心的企图,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必然重陷“在场形而上学”的陷阱,导致“词的暴政”的复活。与字词话语相比,视觉话语的优越性在于其能指和所指间更大的游离性和更小的误读可能性相重合这种奇特的悖论型话语结构,只要不诉诸文学,人们便无法从中获得某种教条式的理解。以往对古典艺术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主要是由字词话语的释义学活动造成的,所有的来自词语的暴政,包括艺术文本中的都无不是由对字词的迷信造成的,正所谓:“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大珠禅师语录》)。因此,在字词话语系统中,我们只有以冷静的分析语式考察话语才能开放出真正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来。这种理想主义不是一种神话式的幻觉,也不是“文化裸露主义者”的“我在”的呻吟,而是真、善、美的内涵在现实书写层面的物化形态本身。我将这种理想主义学说称之为“批判的理想主义”,即在经验反驳监督下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既维护“多数原则”,又力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更高的理想改造公众的不良习惯,使其向不断进步的人看齐,向更好的选择靠拢,由此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主张积极自由的思想家所称之为的“内心自由”。海耶克解释说,这是沿循斯宾诺莎和康德的伦理思路所发展起来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内心自由“是指一个人在行动中受其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他的理智或持久的信念的指导,而不是受一时冲动或环境的摆布。‘内心自由’的对立面并非是他人的强制,而是一时情感的影响,或者道德上和知识上的弱点。如果一个人经过清醒的思考之后,未能去做他仍然想做的事,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不自由的’,是‘他的激情的奴隶’。有时我们说无知和迷信阻止了人们去做倘若有知识就会去做的事,这些人同样是不自由的,而且我们还会坚称‘知识使人自由’。”(傅铿:《僭妄的理性与卑微的自由—海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二十一世纪》,1992年14期)由此可以了然,“达达”主义和波普艺术所大力推崇的“消极自由观”一旦走向极端也必最终走向自由的反面。解构主义者所担心的是非正确理解下的“积极自由观”所可能导致的暴力强制,但是在非正确理解下的“消极自由观”也同样会因严重失范而转化为暴力冲突和暴力强制。因此,我们必须像德里达本人对自己开创的理论所持的态度那样,对所有被推向绝对正确的东西施行解构,不论这绝对的东西是古典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抑或是后现代主义乃至解构理论自身。基于这种逻辑,我们正应该以德里达或杜尚之道还治德里达与杜尚其身,并可以于此毫不犹豫的宣布,任何迷信都是自由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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