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心态

我在《诗律与文格》一文中批评了徐建融先生的一些说法，主要是针对他关于作旧体诗兼涉传统文化的一些绝对化的观念。徐先生的《白话蔑视权贵说》出来了，我首先注意的是自己对徐先生的意思有没有误解之处，这应该是辩论的前提，如果不搞清对方的基本观点，混战一通，即使胜利，那是对假想敌的胜利，没有任何意义。徐文还没有提到我有误解曲解对方之处，证明我之批评并非无的放失。徐先生的兴奋点依然在强调其“李白、徐渭都是精神病”，偏执益发明显了。对我的一些观点，徐先生则先作曲解，再施挞伐。在这里，先澄清曲解，再议其偏执。

我认为中国诗歌传统里并不排除“愤世嫉俗”，我在谈到李白的同时，对杜甫也毫无贬损，更非除“愤世嫉俗”无他爱。王国维曾经讲过，诗人有“主观的”与“客观的”之分，李煜就是“主观的”诗人之代表，一辈子在深宫大院里消磨，“世”与“俗”他都不甚了了，叫他如何去“愤”去“嫉”？但他对人生美好的珍惜与惋叹，对生命终极的追索与怅惘，发而为作品则让人荡气回肠，与“愤世嫉俗”无缘，但依然可爱也有一定的因素可以继承。喜欢苏东坡、辛稼轩，也不否定姜白石、周清真。可能在某个时期对某家有偏爱，面对浩瀚的文化传统，更要注意全面的吸纳，绝不可以一家之好恶定盖世之臧否。在当下“国学热”的语境里，这是尤其需要谨慎对待的。我的观点，到了徐先生笔下，就成了“认为只有愤世嫉俗、蔑视权贵才出得了优秀的艺术”。“只有”二字，就泯灭了具体而微的分析，戕杀了切磋斟酌的意义。这样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历史上并不陌生，但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徐先生耽溺斯伎，足发人噱叹。徐先生还有一个逻辑：凡反对什么，就是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那反对的就是想往的。这个绝对化的推论，用之于绝对化的徐先生，倒有几分合适。他心中填了很多“只有”，便强派别人也一样“只有”。然后自说自道地进入精神放纵，在逻辑的混乱里讲得越多越糊涂，在心态的扭曲里走得越远越偏执。他不蔑视权贵，却敢于蔑视事实。因为他的立论是绝对化的，不可能客观具体地进入逻辑轨道，只能张大其词，拿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这些显赫概念，加以杀人、危害妇女这些不伦之喻，欲申其说，当然，其主要方法还是曲解对方观点，先将对方观点绝对化、荒谬化，再加攻击。　

我认为当代书画家应该有传统文化修养，因为书法家以文字为表现工具，对诗的修养（更妥贴些说，应该是诗文修养）就应该更多于画家。至于画家，则未必人人都写诗，但诗情对于画意依然起作用。我特别提到：傅抱石就不怎样写诗，但他画中的诗意最浓。分而论之，意思是明白的，见诸徐文，却变成了“只有工诗才是优秀的书画家”。这岂非在书画家里制造写诗与不写诗的矛盾？我认为杜甫可以学，李白也并非全不能学，温柔敦厚不坏，愤世嫉俗也不否定，在徐先生笔下，则被引申为“举天下人而从奇异打基础，以奇异为主食，”将对方有分寸的表述放大到无分寸，这是最懒惰省事的辩论方式，当然，也是最无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