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心态

在对我的观点曲解的同时，徐先生继续着他的绝对化。他反复申说的一个观念，就是李白、徐渭是精神病，所以他们不可学。　

如果说感情强烈的艺术家容易愤世嫉俗，在不平则鸣里也容易沾染精神变异的因素，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要忘记，适度宣泄对于精神健康并无坏处。在长久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或非公民社会里，诗人们的宣泄恰是逃离精神折磨的途径。只要是经过历史淘漉流传下来的精神作品，一定对人类精神培养有价值。这其中，还可以具体划分，有些艺术家十分外向若李白，有些则相对内向若杜甫。李白的外向使得他的嫉恶如仇很容易与外界发生冲突，即以面对“权贵”而言，李白就明白地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令我不得开心颜”；而杜甫则自谓“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所潜皆悲辛。”“不开心“和”潜悲辛”，后者的精神侵害更深入，更长久。真若读进杜甫，他“蔑视权贵”的心理丝毫不弱于李白。他们受到的精神伤害，杜甫的隐忍潜默比起李白的公开宣泄，实际上也更为深重。看杜甫的诗：“思乡望月中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恹恹之态何其明显，但这依然是好诗，是百无聊赖中一个诗人形态的生动写照。徐先生在鼓吹“学杜甫”之际，远未深入杜甫的作品和内心。我说杜甫相对内向，是与李白相比，在袁宏道的《徐文长传》里，他则是被归为徐渭同类人的。　“是时公（胡宗宪）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徐先生的举例恰可推翻自己的立论。徐先生离开艺术学术的范畴，大讲对青少年的心理培养，提倡宁可无成就，也要保平安。但他又忘了，离开了人的性情精神的自然发展，即使每日如履薄冰，也未必有真平安。契珂夫有篇小说，主人翁的心理行为，丝毫也不“蔑视权贵”，而且尊重官长，礼节有加，完全符合徐先生开出的处世之方。但不幸有次看戏，此公务员无意间一个喷嚏打在将军脑后，将军虽然不悦，事后也就拉倒，这苦人儿却终于把自己吓死。契珂夫小说之题为《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但所云显然非公民社会，在相类环境里，庶民权利是被“权贵”“蔑视”的，中国曾经有长期的相类历史。李白、杜甫这些优秀诗人，宣泄自己的“愤”“嫉”，也追求自己的理想，引起共鸣，适成诗国传统。举这些例子，固然说明谨小慎微也未必颐养天年，但我也还并不主张无缘无故去蔑视什么。人应该有傲骨，但不必显傲气，志节可昂扬，气息当宁和。如果横逆在前，不得不傲，则宁傲富豪不傲庶民；如果不平在即，不得不蔑，则宁蔑权贵不蔑同侪。徐先生反复强调“充满感恩”，十分反感“蔑视权贵”，尤其不满“愤世嫉俗”，似乎自己十分礼敬驯良，真堪师门有幸之佳弟子。我不想在这里谈自己没有验证过的听闻，也不引述别人的议论，只是看徐先生自己的文章，他写道：“有一位治中国美术史论的前辈与我讨论某个问题，我的两篇文字之后，他便表示从今不写中国美术史的论文了。”这说明什么？是你的文章说服了对方，那么，他得到了教益，对以后的研究会有裨益，怎么却从此罢手？难道真若李白黄鹤楼逊崔颢，马克思于诗让海涅。我相信这些可能都不存在。存在的事实是，徐先生之所谓“感恩”，“知耻”，竟是要前辈对他感恩，因他知耻。这已经不止“自鸣清高，自视甚高”了。逻辑混乱还可以造成意识的淆乱。“如刀的文字只对感恩知耻的人才有用”。“感恩知耻的人”是徐先生最为推崇的，怎么还要施以“如刀之文字”呢？是前因后果颠倒还是比拟不伦呢？有如刀之笔，自己写文章谈意见足矣，却又拉出章祖安先生助阵，岂不露怯？我没有见到章先生的文章，不敢遽论，但某人的某次夸赞是否就可以处处生效，永远有效呢？只有绝对化的思维才会蹈此狭路。　

徐先生的很多说法，缺乏细微的分析，往往一言以蔽之，本来的一点合理性，都牺牲于他自己的卤莽灭裂。比如，谈到“二王”，他就忘记了父子人生轨迹之具体幽微，说他们都与愤世嫉俗的性情无缘，其实，王羲之的性情并不一味平和，李世民署名的《晋书·王羲之传论》就明白说他“骨鲠”。在为官期间，王羲之就一直在向往归隐，他作“运民帖”时就对官场烦冗深恶痛绝，作“誓墓文”时更是指天发誓要离开权力争夺。王羲之的最后去职，就是和他的顶头上司王述不和，他对现实的“愤”“嫉”，几乎到了被朝廷视为异端的地步。越是因为愤世嫉俗，越是在书法里用雍容幽雅的笔墨平和自己的身心，这才是王羲之。至于“小王”，他本来和自己表妹是青梅竹马之情，以后却违心离婚，做了皇室驸马，以至懊恼终身，未寿而殁。这些，正是需要仔细分析探撷的传统文化底蕴里的复杂性，却被徐先生捆绑到他的和谐营寨里去当挡箭牌，岂不倒执干戈，反戟自刺？

徐先生为说明徐渭为人之不堪，几乎可与秦桧严嵩同列。徐渭在徐先生眼里是个绝不能学的典型，似乎学了徐渭就会精神分裂、家庭破裂、生命灭裂。这样的大声疾呼自然应该引起注意，但是，也依然给人困惑。君不见齐白石非但要学他还明章大号地宣布自己是“徐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非但没有发疯短命毁家伤人，在现代书画家里还成为头号寿星。他的“庸福”也不浅，子孙满堂不说，结发老妻濡沫一世，临了还给他找个填房，那生活真正是再和谐不过。举这样的俗例，恰足证明徐先生的自例无稽，宣说无理。　

徐先生的文字，也非一无是处，他对我诗歌的批评就有正确的地方，我当实事求是以待。那首诗里我用“孔明”对“陆游”，以意伤律。律既有伤，就不以意作辩。写旧体诗要讲平仄，这一点我和徐先生没有分歧，也不因为受到批评而制造分歧。有点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写旧体，有用普通话为标准的新韵与用以宋代中州话为标准的平水韵的区别。我个人目前倾向用普通话新韵。徐先生批评我诗中“谁识御苑化边头”一句中的“识”字将仄声当平声用，所以与上句“又写苍山万木秋”不能对，又与下句“骠姚骑射林中虎”的“姚”字不能粘。按普通话读音，“识”字为第二声阳平，既与上对又与下粘。我是在传统文化荒废里成长的，一切全出自学，旧诗格律是我还需要长期学习的一个方面，但我不可能待格律完全精熟再作诗，同时我也认为，诗词里的情感、意境、词章、趣味是比格律更加重要的东西，只有在融合的演进里才会趋于成熟。这可能不适宜他人，却是我自己的学诗路径。在学诗方面，“无法才是至法”与我无涉，是徐先生自造的荒谬，应该原物归还。他武断《美术报》副刊发表我的一组诗“也是作为对我（他）的更有力反驳”。太想当然了。事实是：那组诗早在我撰文批评他之前，就寄给《美术报》了。　

引诗比写诗要容易得多，但引诗也有见错的。徐先生文中所引两句诗：“众人皆欲杀，我独怜君才”。杜甫有怀念李白的《不见》一诗，原句为“世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徐先生擅改之下，诗味顿寡，连平仄也不通了。以平仄为性命的徐先生，这是不该有的疏漏；倡扬“李白不可学，杜甫可学”的徐先生，这是不该有的纰漏。但我也不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电脑软件的漏洞尚且屡见不鲜，况人脑乎？况手民乎？不至于“堪友侪拍案哀哉”！对于传统文化，我没有徐先生那样“刻不容缓”“揭露恶意的或善意的打着‘弘扬传统’旗帜的反传统实质”的紧张和灭此朝食的气概。什么是“传统”的“实质”？寻绎群费，迄难遽断。心境若行山阴道上，看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徐先生说“最高级别的艺术较量，往往落实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上的较量。”此种言语，即使出于权贵，我还是要“蔑视”一回。汝若信此，干脆把官府大印和银行支票摆出来就行了，还写什么文章！我是毫无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者流，与徐先生的这点议论也远非“最高级别的艺术较量”，但我相信艺术观念上的争论还要靠讲道理来解决，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