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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历史却显示出：艺术从来都是被利用的，从图腾崇拜到宗教信仰，再到个体意识，艺术写就的是一部人类的社会史。有人便有传播，有传播便有艺术。艺术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然之物，相反，它始终在包括政治的一切生活里起着无数功利的作用。如果说前几十年的“政治艺术”模式造成了我们对艺术之政治功能的逆反心理，那么二十多年前的美术运动对解放文化观念的促进作用难道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理解艺术与政治的可能性吗?当然，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我们的传统中，对艺术来说政治从来就是一个被避讳的问题。 “红色艺术”并非造就“政治阴影”的根本原因，它顶多是加剧了艺术家对政治的恐惧。约1990年起，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了构建自身话语之旅。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对“东文学”的投怀送抱之后，中国的艺术家自觉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凝视。民族自卫情绪在关于他者身份的焦虑中高涨。高扬“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帜成为了当下中国艺术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流行策略。回避政治的艺术观念在这类找回祖先遗物的寻根运动中被重新强调了。然而，所谓的纯然艺术真的存在过么?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在最理想化的追求与最世俗化的实践中走过来的。且不说整个历史上艺术作为统治工具所发挥的作用，单从实用器具与“艺术”把玩物间界限的模糊性就很难说传统审美追求中的艺术境界会是一种真正远离政治的“圣洁”所在。此外，即便是那些声称避世的作品，也无一不充满着对同时代政治的某种态度(以消极反映的方式存在)。进一步说，让艺术远离政治的观念本身也是传统政治权力意识的产物。
说所有艺术都本来就同政治相关，并不意味着做什么样的“艺术”与怎样做“艺术”成为了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如何认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涉及到我们看待艺术和政治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决定着权力斗争的形势。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造就了非政治的艺术观念，其结果就是将政治与艺术的话语更加理所当然地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里。而最令人惊异的是：酿造这一结果的人不仅仅是那些最终的获利者，其中更多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出让了权力的大众。传播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传统的政治意识让民众从政治和艺术中走开，然后再用垄断的艺术去炮制一个关于权力体制的设想，成为绝对倾听者的民众除了默认别无选择。是艺术而不是政治让大众成为了旁听者，倾听的习惯让少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一次次革命改变的都只是玩家而非规则。当然，我们对此也不必显得过于暴躁，任何过激的行动都只能是再次推动这个怪圈的加速循环;况且我们的这一时代确实已经有所进步，更宽容的文化环境让我们可以不时地听到些许不同的声音，我们甚至应该为已经存在的多元化艺术状态感到乐观。但是我们还不能太乐观，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些根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正在被掩盖中变得更加危险。
今天是一个经济利益再分配的时代，功利主义渗透到所有的领域。“85”以来以批评姿态出现的各种“前卫艺术”纷纷在艺术市场的逐鹿中沦为样式，这些样式被主流媒体和商业传播挪用，也被更新的“当代艺术”效仿。在文化趋向繁荣、开放的背后，中国当代艺术丢失的是批判力。这个问题早已为批评界关注，但大多的观点都将责任归咎于市场功利的诱惑。如果将视野从艺术的领域解脱出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当下的中国艺术状态会发现问题的根本并不在这里。在政治权利、市场经济、娱乐工业和消费文化面前失语的不仅仅是那些以功利为目的的艺术家，其中也包含许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再美好的愿望如果不面对现实地寻找出路就永远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人类社会原本就是在利益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商品社会并没有创造物欲，而只不过是以“资本——利润”的形式将这一古老的“天性”数倍地放大了。如果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建立一种认为精神信仰比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普遍共识，那么只会是让整个社会回到“毛时代”。显而易见，这正好与我们激发个体意识的初衷相悖。如此的两难境地并非新近才有，整个思想史也是在为人类摆脱这一困境的努力中形成的。因此，作为批评话语的当代艺术必须直面的不是一个关于“艺术”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它必须主动地面对政治而不是消极地反映。
政治利用艺术太久了（不仅仅通过那些显著的“政治艺术”），而个体意识的“艺术”参与政治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还尚未开始。一旦谈到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想到那种经由“艺术”的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为了消除这一历史带给我们的后遗症，首先需要重新理解政治。我们习惯了的“政治”是专制的政治，即那种通常只与政治家有关的政治。在专制的社会，只有当社会矛盾尖锐到不可忍受的地步，民众才会有意识地介入到其中，其后果往往是暴力革命。其实我们还可以构想另外一种政治，即那种日常就同民众密切相关的政治，实际上一些社会的发展早已开始趋向于这一构想，这种政治被称为“民主”。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公众性的话题，这种源于现代个体意识的政治生活从根本上不可能是一种“群众专政”，它拒绝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寻求自由的对话。当代艺术需要“介入”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它担负着这样一种使命：在这个时代的契机里以持续的批评促进公共话语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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