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1931—2001），美籍华裔人类学专家
陈丹青是“文革”后走出国门的第一代艺术家
巫鸿身后的背景是艺术家宋东的作品：人在努力把印章盖在水里———24张照片挂满巫鸿家客厅的整面墙。
■ 巫鸿忆师友
恩师 和张光直天南海北聊天
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让我印象深刻，那会儿我们经常天南海北地聊天。
他特别爱看武侠小说还有西方的侦探小说，他也很有艺术感，喜欢书法。我常常直接就去他的办公室，一敲门就进去了，然后就聊一通儿。
先生从未告诉我在美国找教授谈话是需要先预约的，看我进门总是和颜悦色，如果正在忙就示意让我等一等。而这种时候我就随便浏览架上书籍或咖啡桌上放着的新到考古书刊。等他办完事或放下电话我们就开始谈话，常常是天南海北地聊。
我和先生都是金庸迷，但先生谈起其他武侠小说作者也如数家珍。直到我当了教授后才明白，原来见教授是需要预约的。那时学校里的中国学生也不多，张先生手下只有两个中国学生，一个是我，还一个是从台湾来的臧正华，现在也是那里的考古权威了。有一年过节的时候，张先生把我们叫到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想想挺让人怀念。
不过和张先生聊得最多的还是考古。他对中国大陆的考古很关注，总想知道各种细节。另一个常谈的是研究方法和概念的问题。
比如当时国内文章常常用到“图腾”这个词，张先生不大同意，我们于是讨论了很多关于图腾这个概念的问题。
通过和张先生的谈话，我才意识到我们国家最早的时候引进“图腾”概念，是通过恩格斯所引用的摩尔根的作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在西方有很多新的发展，还有一些反思的文章。这些当时我都不知道，要补课。
应该说，中央美院的金维诺先生和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是两位造就了我的老师。对他们我是需要毕生感谢的。
好友 和陈丹青在纽约打地铺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做一些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展览，包括陈丹青、罗中立等等，那是文革后去美国居住和访问的第一代当代中国艺术家。
他们都是写实艺术家，当时在国外也并没有什么知名度。我在哈佛做了一段时间本科学院里的美术史辅导员，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宿舍里，自己有三间古色古香的大屋子。这个学院叫“亚当斯”，以文艺的人才著称，马友友就是那里毕业的。
我们当时的院长人很好，他是英国文学史的专家，来过南京教书，对于我想帮中国艺术家在哈佛办展览的事情很支持，我就借着这样的契机把这件事给做起来了。
陈丹青在美院读书的时候比我低一两届，后来我们在美国见面后很合得来。那时国内的画家到了美国生活得很艰苦，他们和所谓的知识界也没什么接触。
我记得那时我去纽约的皇后区看陈丹青，晚上住在他那里，他住的房子很小，我睡在地上，蟑螂就在我身上跳来跳去。但是谈得很愉快，他还向我介绍了当时在纽约的其他一些很优秀的画家，包括木心。
办展览我们也没有钱，作品是自己开车运到哈佛的，有一次开到一半，发现汽车上拴的画飞走了，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好像是木心的画。
当时这些人都很有理想主义的，有一种出远门打天下的心态。陈丹青是其中最严肃好学的，到大都会展览馆仔细地看了很多作品，吸收了很多知识。
当时在哈佛做的这些展览规模不大，实际的观众也不多，但是它们和商业画廊里的展览或者其他大型展览意味不同。
哈佛不仅仅是一所大学，还是一个象征，象征着西方最高的学府，所以能进入这个学府做展览，在当时很有象征性。
执教 哈佛和芝加哥的名校经验
我于1987年开始在哈佛教书，到了1994年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去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当时还有其他的选择，很多人也问过我，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芝加哥。我给的理由是，在美国的汉学界呆长了，慢慢地你考虑的就不只是自己，不仅是写书的问题，考虑更多的逐渐变成学科建设的问题。考虑的是到哪里可以给这个领域做更多的贡献，哪里有更多的可能性。在乎的因此是哪个学校能给中国美术史多大支持，而主要不是哪个地方给你多少工资。
当时芝加哥大学得到一笔很大的捐款，而且是专门捐给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它就可以找两三个教授，成立一个研究中心。
后来伯克利大学和耶鲁大学也都邀请过我和我太太去任教，条件也都很好，但是一来是搬家也是件很麻烦的事，二来我们都很喜欢芝加哥大学的强烈的学术讨论气氛，也就都婉言谢绝了。
我有时开玩笑说：我推掉了哈佛、耶鲁和伯克利三个名校的邀请，将来想要换地方也没有地方去了！
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完全不一样，哈佛非常大而外向，有很多的名教授，很强的学院，资金雄厚。而芝加哥大学则比较内向，很内敛，是创造学派的地方，比如它在人类学、经济学方面都有自己的学派。哈佛是聚集人才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哈佛派”。
芝加哥大学以理论和学术讨论著称，很智力化。它虽然有院、系，但系与系之间的界限不是壁垒森严的，很多教授在几个系任职，自然地造成了跨学科的气氛。所以芝加哥大学对我很有吸引力。
芝加哥大学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它的美术馆，叫斯马特美术馆。
我去了不久就开始与美术馆合作，举办大型中国当代美术展览。那时候开始用比较多的时间做当代美术，也是来自我对学科本身的思考：当时我发现美国著名大学的美术史系，在研究西方美术时，大约70%-80%的教授和研究生都是专攻现代和当代———就是18世纪以来的艺术。但是一到了非西方美术，大约95%的人都在做传统美术。因此我认识到东、西方的不同并不是一个地理问题，而主要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希望，希望对中国美术的教学和研究不能都停留在古代；这也是其他一些同行的共识。
我当时开始做当代艺术展览，也是希望把美术圈的时间概念打破，把中国现代艺术介绍到美国。现在看起来，这些年通过大家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
■巫鸿的“七十年代”
感谢老师金维诺
这几天在看李陀、北岛编的《七十年代》，很有感触，也想说几句我的七十年代。我在1978年回到母校，在文革期间“关牛栏”、“下部队再教育”之后，能够进入刚刚开放的研究生班，实在是我的生活和精神上的一个极为巨大的变化。
班上同学有的是原来就认识的美院师兄和老友（如薛永年、王泷等人），其他人则是来自全国的青年精英。在金维诺和其他先生的带领下，造就了一派相当活跃的学术气氛。当时社会上整个的学术和艺术思潮也很活跃，我不但从校内的师长和同学处学到很多东西，和校外的研究生（如文艺研究院的硕士生）以及新出现的新潮艺术家也频有接触。这些联系在我于1980年出国后就暂时停顿了，也可以说是一个遗憾。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金维诺老师对我的关怀和教导。金先生把我召回母校，我现在所存的在美院时期所写的稿子上仍有金先生的批语，既鼓励又十分严格。当我得到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时，金先生大力帮助，使我能够成行。几年后得以在哈佛大学见面，以后又请先生来芝加哥开会演讲，均不胜欣喜。我在学术研究上也深深地受到金先生的影响，比如后来所写的一些文章，包括对西汉时期“祥瑞纹样”、早期佛教美术、以及敦煌佛传图画的研究，都明显地承袭了金先生的学术传统。
■ 记者手记
上善若水，赤脚交流
从巫鸿在北京住所的飘窗望出去，是紫竹院公园里的绿树和小石桥。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大幅宋东的作品，名为“印水”，这一大幅作品又可分成若干小幅的照片。照片里的宋东拿着一个木印，一次次往水里盖，这个印上刻的字是中文的“水”。巫鸿说，盖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人的行政力量，变成了官方的行为，但水是自然的物质，人们想对它盖印是永远也盖不上的，这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
常年在美国的巫鸿喜欢以一种平视、平等的方式和大家交流，这体现在后来他去单向街书店讲座时，强调大家可随时打断自己的讲话，只要有问题就提出来，大家一起交流。还体现在去他家的那天，我说我光着脚就好，于是他也立即脱掉了拖鞋。
我猜巫鸿是喜欢水这种物质的，不光是因为他把宋东的作品摆在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还因为他在后来的讲座里也几次提到了水，这次提得彻底，是从大禹治水开始讲起的。讲座结束的时候，有个读者凑上前说自己的钱不够，买不起巫鸿的书了，问巫鸿能不能送给自己一本书。在人群中签名的巫鸿竟然立即就准备掏钱帮那人买书，事后同行的朋友都感叹说，巫鸿人太好。我倒是想起老子的那句“上善若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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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前沿在艺术家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