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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百年树人。在树人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思考，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才。这是充满挑战的命题，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度，因为牵涉到学科建构和对教育体制进行重新梳理。
王：具体地说，牵涉到课程体系的构建，体制的创新和改革。中国雕塑进课堂，意义在于要树立中国的文化精神、重新界定中国的审美标准和寻找合理的教学机制。其目的在于如何培养真正的中国艺术家和产生真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创作。
郑：这是艺术界和理论界极为关心的问题。现在评判艺术的一套话语体系的确是比较西化的。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问题不仅在于从西方引进教学体系，关键在于引进的是什么样的教学体系？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王：所以为什么西安美术学院在办学上坚持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上述几个基本教学体系进课堂了，效果还有待验证。比如，中西方雕塑、中西方艺术精神、中西方的艺术语言特性的异同点在哪里，怎样用中国的主体文化精神来表现我们对中国现场发生的思考？老师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教学生，光有命题不行，怎么教，教什么，怎么画，用什么标准打分，这些都很具体，也很难操作。我不愿空谈，要结合我们的教学改革，结合我们的课堂体系，引发的一系列理论思考。
郑：据悉，您是西安美院最勤奋的艺术家之一，每天坚持创作，有自己创作的风格与追求。西安美院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作为院校都希望培养多元化的人才。请问，您的个人创作和学院培养多元人才之间有没有矛盾？您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
王：我认为，学院院长必须是学术带头人，这对院校非常重要。学校的基本模式是学生求学、专家治学、校长治校。学生求学体现在“以生为本”，专家治学体现在“教学主体”，而校长治校体现在“顶层设计”的办学理念上。专家如果在艺术实践中不深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传统和当代，艺术形式和内容的表达，个人风格的构建等等，不梳理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思考未来的发展，不占领学术制高点，这个学校的学术和专业就值得质疑。我极反对外行领导专业院校。作为院长，作为专家，必须要对学术有足够的重视，自己的艺术实践一定要有高度。我强调系主任一定是这个系里专业最优秀的学科带头人。
郑：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展事上，像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以及国内当代艺术大展上，比如广州三年展、上海双年展中，很少看到陕西籍的艺术家和西安美院的艺术家出场，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据您了解西安美院的艺术家对此有何想法和打算？
王：这个提问非常好。当代性这个话题是绝对不能回避的，它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艺术创作肯定要往前走，不能搞倒退。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当代性，当代性的概念是什么？是北京798展示的那些艺术，还是充满西方文化内涵、审美标准以及价值观念。所以不能简单看西安陕西籍的画家，参与当代艺术展事的人员数量，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点在哪里？什么才是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创作，这是核心问题。
中国目前的当代艺术现状是什么，我觉得多数作品体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是西方体系的中国挪用，有的甚至就是拿来主义直接模仿，这个是普遍现象，非常要命。
举个例子，同样是华裔法国艺术家，我喜欢赵无极，不喜欢朱德群，因为朱德群的语言是西方的，而赵无极的语言是东方的，东方的哲学与智慧在他作品中得到充分表达。回顾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把无聊、麻木、无赖这些劣根性放大了在艺术中加以表达，认为它是中国人的主体精神面貌，这未免太荒诞了。现在理论界、批评界还未对此现象进行很好地分析。
郑：中国社会处于复杂的社会形态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以及后殖民文化语境。
王：不能排除西方文化用资本对中国的主体文化进行冲击与改造。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我个人充满忧患意识。上世纪60年代，提出什么是当代性的问题？那时黄胄的画出来后，邓拓写了一篇文章叫“黄胄绘画中的三新”：思想新、意境新和画法新。艺术手法新，难道不叫当代性吗？创新就是当代性。
郑：当代性是在问题意识中的创造性。
王：每一个时期都有创新与当代的问题，李可染把光引进创新中国山水画，是不是当代？傅抱石、石鲁的新山水画是不是当代？钱松嵒《红岩》的崇高、《常熟田》的新江南，较之于四王是不是当代？他们主要是针对传统艺术，提出当代的命题、当代的概念，而且是站在中国文化脉络之上理解当代。改革开放这个时期，西方对我们冲击得很厉害，现在，当代的标准往往是按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评判的。我的理想是：“西安要引领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西安这个地方引发了关于当代性的思考很有意义，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要传承中国什么样的审美标准？我们要直面问题，而不是回避。为什么我要谈重在“开今”，就是谈怎样关注当代，“开今”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一定要进行理论探讨。
郑：您关注的是西安美院怎样利用历史积淀的优势，走入到国际文化建构的前台去。也就是，如何把地域文化给予西安美院的艺术资源和当代艺术创作进行转换。
王：西安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就不会有扑面而来的中国气息在里面。
郑：您认为西安美院要建构什么样的学术平台，以便把自身的文化判断和目前取得的创作成果呈现给大家？
王：西安美术学院作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又是汇聚精英的地方。不管是艺术实践，还是艺术理论，我们都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当然学校的当代批评理论这块还相对薄弱。
西安美术学院有国家名师，有精品课程，无论是抓质量工程还是教学评估，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还远远不够。最终还是需要落实到对人才的培养，出作品，出人才最重要。因此，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努力建构当代艺术批评与创作平台，把培养艺术的实践人才和理论人才紧密结合，实现理论与实践互动，以西安为平台引领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和创作的本土生发。我愿意为有识之士搭建广阔的学术平台，在这里与大家一起进行分析、探讨、研究、能够预示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当代思考，从而推动西安美院的良性成长。
郑：现在院校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建设，打的是没有硝烟的人才储备战。
王：是啊，刘备为什么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有人才就可以得天下，有人才就能够占领学术制高点，这非常重要。
郑：王院长还有其它想谈的问题吗？
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作风。如果领导太强悍，就会扼杀集体的智慧。所以办学与管理学校要讲究方法，要有团队意识，注重团队建设。团队的重点就是以专家、教授、名师为群体的核心力量。一所学院，肯定要有一批具有号召力的专家学者，它是成就一所名校的灵魂所在，学生就是奔着这批人去的。
另外，管理团队也不容忽视，现在教育规模比过去大多了，如何把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好，把学校的管理制度定好，让专家，学者安心搞学术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怎样才能做到民主管理、科学决策，让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话说尽了才能有科学的决策，如果大家不说尽，不敢说，或者不想说就麻烦了。不想说意味着领导不务正业，这个学校没劲谁去说，都不想说。不敢说就是领导作风霸道，所以不敢说。不敢说，不想说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就不能让纯净的气场贯穿在学生的求学当中，贯穿在专家的治学当中，贯穿在校长的治校当中。
说到本质就是四个字“求真务实”，再四个字“内涵发展”。“内涵”就是不做表面文章，“求真务实”就是秉持科学精神，不是喊喊口号，搞搞假大空。如果教师没有良好的求真务实精神，就不能教给学生求真务实的精神。因为我们是教书育人，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所以我常说，谁能聚四海之贤，谁就能办一流大学。作为一个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艺术家，就要有宽广的心胸，不能嫉贤妒能，看不得别人有高见，集体智慧太重要了。西安美院今后要以特色和质量为立校之本，注重“内涵”。从长期来说，就必须提高软实力，不注重“内涵发展”，过几年就被掏空。前面喊几年还热热闹闹，再这么喊下去就枯竭了，不垮才怪。
“求真务实”就是把一些想法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慢慢聚集力量，达到预定目标。关于“内涵发展”，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展开谈，它需要真正进入到课程体系，进行教学讨论，专业分析，在实践中反复验证。西方一两百年的教学实践形成完善的体系，按照体系进行课程设置，再经过几代人的论证进行补充和修正。
我们现在才开始构建中国自己的教学体系，还没经过实践的反复论证，所以更谈不上有多少成果，但不注重“内涵发展”，最后肯定就跟“大跃进”一样喊口号，只有害处，没有结果。
发表于《画廊》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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