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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那么年轻，”塞加洛特说，“已经是一个品牌，是策展人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一位。所以对他的期望非常高。所有人都想看看他能带来什么。”
吉奥尼把高端与低端融为一体、让大师与自学成才或边缘的艺术家们共聚一堂。除了奥里蒂，还有其他连艺术界业内人士也不太熟悉的名字出现。有神秘晦涩的物品，比如英国神秘学家与艺术家阿莱斯塔·克罗利(Aleister Crowley)设计的一套塔罗牌，瑞典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希尔玛·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的抽象画，以及从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的汉考克·夏克尔村借来的夏克尔风格图画(shaker drawing)。摄影师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在军械库的展览内举办了展中展，她最著名的作品是把自拍照变化为上百种不同的人物，比如电影明星、时装女郎和吓人的小丑。吉奥尼觉得她很有意思，是因为“图像在今年的双年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辛迪毕生都在把自己呈现为别人”。舍曼造出来的是一个怪异的娃娃屋，用鲜为人知的艺术家、犯人和罗伯特·戈伯(Robert Gober)、查尔斯·雷(Charles Ray)、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和罗斯玛丽·特洛克尔(Rosemarie Trockel)等名人的作品装点。
一艘旧船通过海运从冰岛而来;一栋拥有200年历史的老教堂来自越南;几十个当代艺术家为安装视频设备、准备复杂表演联手合作。“现在我真希望自己有分身术，”吉奥尼叹息道。
除了组织活动，他还要筹款。每一界双年展的经费总是紧巴巴的，他的预算大约是230万美元，根本不够花的。除了这笔钱，他另筹得200万美元，他说：“大都是来自私人赞助者、基金会和慈善家们。”
尽管在当代艺术这个组织严密的世界里，吉奥尼被视为明星，刚出道时，他是因为与淘气的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外形极为相似才获得更多亮相机会。卡特兰比吉奥尼年长十岁，经常让他代替自己去做广播电视采访，甚至去做讲座。这个恶作剧他们玩了有好一阵，吉奥尼回忆，直到一系列不幸事件发生。在一次由公共艺术基金组织的讲座上，董事汤姆·埃克勒斯(Tom Eccles)播放卡特兰自画像的幻灯。“我显然不是这个人，”吉奥尼回忆。
还有一次他在电视节目里扮演卡特兰，结果台里挤满了观众，抱怨电视台请了个骗子。
“莫瑞吉奥太受欢迎，我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表达批评的方式，把你的语言赋予一个艺术家，”吉奥尼说。
吉奥尼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循常理，但他获得这项工作的方式也和许多前任不同。他从来没获得过艺术史的博士学位;也没有花费很多年在策展的阶梯上攀爬。但年近40的他比同代人有着更多组织双年展的实践经验。2003年，他曾经为威尼斯双年展一个名叫“佐纳”(La Zona)的单元担任策展人。2004年，他为第五届旅行宣言双年展(Manifesta)担任联合策展人，这是一个欧洲的流动艺术展，当年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举行;2006年，他与卡特兰和洛杉矶哈默艺术馆(Hammer Museum)的策展人阿里·萨博特尼克(Ali Subotnick)合作组织了第四届柏林双年展。2010年，他成了韩国第八届光州双年展上最年轻的策展人，也是第一位欧洲策展人，该展览吸引了50多万名参观者，好评如潮。
在新美术馆担任职务期间，他一马当先，组织了许多开拓性的展览，比如第一届“新世代：比基督更年轻”三年展，他还为米兰的尼古拉·楚萨迪基金会(Nicola Trussardi Foundation)担任艺术总监。新美术馆馆长丽莎·菲利普斯(Lisa Phillips)说吉奥尼“把策展视为一种艺术形式”。
“他虽然没有学术背景，但读过很多书，所以能够穿越几个世纪，创造新的故事。”菲利普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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