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态度
和长期以来中国美术馆对待当代艺术的态度一样,中国官方机构对作为“艺术奥林匹克”的威尼斯双年展一直似水火不交。1980年和1982年,颇有“民俗”色彩的剪纸被中国相关部门送到水城威尼斯参展而被贻笑大方之后,中国在其后11年间再没有接到主办方的邀请。直到1993年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由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带领着方力钧、王广义等以民间艺术家的身份受邀进入威尼斯主题馆,中国的艺术作品才在双年展上获得了国际认可。
威尼斯双年展分为国家馆和主题馆两个部分。参与主题馆的展览必须得到总策展人的邀请,国家馆则相当于一个国家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常设机构,由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向组委会申请建立。从2003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并出资着手在威尼斯建立中国国家馆。
这个项目由文化部主持,交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下属的“中展”具体操作。2003年由于“非典”,已经准备的作品未能送入威尼斯,随后在广州展出,但展览得到威尼斯双年展官方的承认,中国国家馆第一次进入威尼斯双年展。
“2003年是由国家出资金去租威尼斯的场地,那时具体建国家馆的场地还没确定,到了2005年才确定,在一片叫处女花园的地方。文化部每年给两百万元。”去年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项目经理张文靖说,“各国的国家馆都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中国开始做国家馆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在经济强大之后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当下的文化,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第二,2003年以前,台湾馆在威尼斯的声势很大,有一些华侨把这个消息反馈回来,大陆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威尼斯中国国家馆是所有国家馆中面积最大的。但是由于处女花园周围是一个14世纪的造船厂,属于保护文物,那一片场地禁止挖掘地基。所以直到现在,中国馆仍是一片仅可供展览作品的场地而没有实体建筑。
“目前来看,短期内盖一个实体的馆可能性不大。如果真的盖一个房子,几千万都不够。现在国家每年给200万人民币,剩下的部分我们公司出一部分,中国的策展人和艺术家再找一点赞助。”张文靖说,“以国家馆的名义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肯定有一些艺术家和策展人在推动,比如蔡国强在威尼斯帮助协调场地就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最终制定决策的还是政府。至少说明中国官方对于当代艺术已经不再反对。”
从地下到主流
中国当代艺术从80年代自发兴起到90年代被压抑至地下生存,再到如今因为市场兴盛而被主流逐渐纳入视野,甚至被贴上文化创意产业的标签,当代艺术主流化的路径逐渐清晰起来。
当代艺术家黄永砯对记者说,“我不是中国艺术家也不是法国艺术家,中国的市场就像一个水槽。让很多搞当代艺术的和不是搞当代艺术的都跑到这个水槽里来了。”黄永砯的说法也算是对近一两年海外艺术家回流的一个总结。如果说1989年是艺术家出国热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2003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突然爆发,也成就了艺术家回国潮的另一个标志性年份。
杨千说自己回国时并没有想到一年后国内的市场会突然疯狂起来,只想着“每年在美国做个展览、在国外卖几幅画就够国内的开销。”
徐冰以当代艺术家的身份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似乎成为了一种暗示,它填平了传统学院派和前卫艺术的沟壑,也打破了庙堂与江湖的界限。而蔡国强那些奇异的爆破作品竟然可以与奥运会这样一个国家重大事件发生联系,也足以说明中国官方对当代艺术家的态度。
而自从知名当代艺术策展人范迪安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后,一系列与以往展览不同的作品相继进入中国美术馆。虽然从中国美术馆给出的资料来看,2004年到现在的展览中,当代艺术的比例不到全部展览的1/20,但可以看出很多展览已经逐渐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向学术话语转移,展览的多元化在不断加强。
无论如何,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到地上的转变早已通过市场推动自我完成,而官方则通过对于国内和国际重大当代艺术展览的支持或接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那些曾经以区别于主流艺术作为标杆的中国当代艺术,又该如何在主流和商业之间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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