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持梦笔书奇境 铺纸挥毫篇复篇

　　——当代优秀代表性书家王学岭略论

　　丁政

王学岭书法作品

近观学岭——刘洪彪

　　《书法导报》最近连续三期载有《当代楷书的困境与出路》专题，刊发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部分委员及部分特邀代表围绕楷书的历史地位、创作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研讨的发言，旭宇先生提出了“今楷”的概念，不少专家对当代楷书创作不景气的现状表现出了忧虑，阅后获益良多。我在记忆中搜索着现当代的楷书名家和优秀作者，沈尹默、潘伯鹰……王学岭，一连串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楷书作品立即浮现出来。冷静地思之再三，我认为无论是现代还是当代，楷书创作虽然从数量上而言相对较弱，但如果从书史长河观之，实有长足的发展，并且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书家。王学岭先生素以楷书闻名于当代书坛，是当代优秀的代表性书家之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的小楷，也兼及楷书创作问题。在当今书坛已普遍感觉到楷书创作陷入了困境，正谋求着出路和对策的背景下，以学岭为个案，对探讨当代楷书学习和创作问题，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

　　学岭在楷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得到了书坛的普遍认同。同许多学书者一样，在获得名师指导前，他曾有过一段寻寻觅觅、艰难的学书历程。面对无数的经典，真草隶篆，令人目不暇接，无论是古圣今贤，他都倾注激情拼命地汲取。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对历史上的名家名作有了比较真切的感性认识，对书法史也有了大致了解，更为难得的是由此而找到了与自己性情相近的表现对象和主攻方向，这为他日后在名师的指点下有目的地、有选择性地取法经典，充分发挥和施展其才情夯实了坚实的基础。衡诸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如米芾、黄庭坚乃至近代的沈尹默，大都有近似的经历。遗憾的是学岭早年的书迹多已不存，难探究其中的究竟，因此，我们不妨从他接受欧阳中石先生的指导，学习《王居士砖塔铭》开始。

　　《王居士砖塔铭》全称《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是唐高宗显庆三年入窆的墓志，至明万历年间才得以出土，初出土时即破一角，未几断为三，又破为四，最后作七块，至道光年间又佚其二，今仅存五小片。由于书者敬客事迹无考，其名不显，此志在明代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唐代墓志书法进入高宗朝后，渐见妍逸，趋于畅朗，尽脱陈隋遗制，融有唐一代新风，多秀劲宽博，华润有加。此志书法娟秀雅丽，至清代终为王澍、毛凤枝、叶昌炽所推重。《虚舟题跋》曰：“其书法特为瘦劲，大类褚公。”《语石》有“今世所珍者，莫如《砖塔铭》”之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二十六》则曰：“近代法赵，取其圆美而速成也。然赵体不方，故咸、同后多临《砖塔铭》，以其圆劲滑利，作字易成。”当代习唐楷者多从颜柳欧褚等入手，然欧阳先生却教学岭习此志，独具慧眼，诚不愧一代名师。先生的深刻用意固无法揣度，但诚如康有为所云“以其圆劲滑利，作字易成”，正可矫正学岭早年自学时随意临习北碑之弊。《砖塔铭》书风娟秀、畅朗瘦劲，洵属唐楷佳构，可以培养对书法的美感；而其宽博的结体、谨严的字形，又颇利于楷法意识的确立；更重要的是此志虽然风格成熟，但个性并不强烈，便于临习者进一步学习。或许这都是先生的用意。学岭临习此志下过一番苦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从他日后临欧摹虞，乃至取法《玉版十三行》都能够登堂入室，可以得到证明。

　　有了《砖塔铭》的基础，进而学习法度更为森严的欧阳询《九成宫》，对学岭来说便不再是难事。世传欧阳询《八法》，所谓“四面停均，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筋骨精神，随之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裁，东映西带”的结字规律，学岭心领神会，变《砖塔铭》之宽博而敛入规矩，临摹并举，朝斯夕斯，很快就得以登堂入室。《砖塔铭》笔力瘦劲，气势与欧阳询同属猛利一路，有前者的根基再进而学欧，自然便利。李昉《太平广记》引《国史异纂》谓“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后而去”。《宣和书谱》曾加引用，谓欧阳询“由是晚年笔力亦刚劲，有执法面折庭争之风，或比之草里惊蛇、云间电法”。索靖书属章草，其“银钩虿尾”之势，袁昂《书评》喻之为“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徐浩《论书》曾称赞欧阳询谓“萧（子云）书出于章草”颇为知言；而张怀瓘《书断》引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字文〉》批语“张芝草圣，圣象八绝，并是章草”，故知欧阳询用笔全出章草，其沉着痛快处实得索靖“银钩虿尾”之趣。学岭的业师欧阳中石先生于章草深有研究，著有《章草便检》一书，不仅精于章草创作，其行、草乃至楷书亦多有章草笔意。学岭承严师耳提面命，经意不经意间也谙娴章草笔法，不仅在其行草书中时有流露，也促成了他日后学习和创作章草，更重要的是这对于他深刻领悟欧阳询的笔法大有裨益。《旧唐书•欧阳询本传》称其“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然据宋释适之《金壶记》所载，欧阳询所学乃梁陈间人所伪托的王字。梁陈之世，据《法书要录》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故欧书亦渊源于二王，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尤得大令展蹙之秘。学岭以《兰亭》笔法临《九成宫》，后又学《玉版十三行》，无论是出于理性的觉悟，还是感觉的驱使，均可谓善学者也。

　　由《砖塔铭》到《九成宫》，学岭将个人的才情与性格融入其中，其楷书已初具体格，且个性风格已显露端倪。作品的频频入展、获奖，既是对其学书方法的肯定，也是一种回报。但学岭没有沾沾自喜、固步不前，而是进一步地勇猛精进，找到了新的学习目标——《孔子庙堂碑》。

　　《孔子庙堂碑》是唐一代大书家虞世南的杰作，史载虞书此碑曾获王羲之黄银印之赐。虞世南在贞观年间与欧阳询奉敕于弘文馆“教示楷法”，复受太宗皇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之誉，故声名鹊起，与欧阳询名并天下。《旧唐书•褚遂良本传》有唐太宗“虞世南以后，无人可与论书”的记载，可见其时书名籍甚。《旧唐书•虞世南本传》云：“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可知虞世南胎息于智永，张怀瓘称“其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意谓虞世南纯粹是王献之“今体”的善继人。与欧相比，风神各有优长，欧体峻爽，虞体平和，很难甲乙。但《书断》云：“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似乎虞要胜出一筹。书史上还有类似的扬虞抑欧之论。究其原因，或许与太宗以世南为师，不无关系。《宣和书谱》有“太宗乃以书师世南”的记载，米芾《书史》也说：“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虽然如此，但诚如沈曾植所言“三唐奇峻，始自欧阳”，欧书无论是对唐人还是后世，其影响所涉，实广大得多。如果仅就笔法而言，《九成宫》实高于《孔子庙堂碑》，学岭既已学前者，似可弃后者。但学岭在学欧之后，更倾心于虞，自有其道理。苏轼评秦少游草书曰：“技艺进而道不进，则不可矣。”虞书内含刚柔，工穆恬静，用邓廷桢的话说，“《孔子庙堂碑》圆浑端严，真有泰山岩岩气象”。学岭取法虞书，为的是变化气质、陶冶性灵，“体法自然归大道”（贾耽《赋虞书歌》语），君子藏器，技进乎道。历代书家中学虞书者虽不乏其人，但“功夫未到难寻奥”（同前），成功者少，故鼓努为之、以势逞能、剑拔弩张者多不敢问津。学岭气质娴雅，又有着前面所提到的《砖塔铭》、《九成宫》扎实的临习功夫，临习《庙堂碑》自然得心应手。欧阳中石先生跋其所临《孔子庙堂碑》曰：“今见学岭原大手摹一通，工稳、沉静，极得永兴之神质。堂堂大作，浑如一气，足见学岭手静、呼稳、心恬、气定，自是读书人之胸襟与意境也。”张荣庆先生也有“字字珠玑，空灵雅健，满纸清气扑面而来”之评。这些赞誉来之不易。江泽民同志有诗云：“人间万事出艰辛。”书法虽不过一艺，若要取得一点成绩，必然要付出巨大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