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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黄泽森的创作中有很多舞蹈人物，广东的杨之光和陈洞庭画舞蹈在全国非常有影响。他是杨之光的学生，在兴趣和人物造型方面受到两位前辈的影响比较大。黄泽森的笔墨技法没有局限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在岭南文化环境里面吸取了尽量多的营养，他的技法在岭南画坛都是比较少见的，并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成效明显。岭南画人物比较明快、单纯，线条比较连贯，但是在黄泽森的创作中，这点不是太明显，他比较强调厚重、繁密，线条断断续续和明暗与线的结合。黄泽森在人物画上的努力，代表了一批新起画家的岭南派风格，他们努力形成自己的新东西。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黄泽森很好的继承了岭南画派的精神。他表达动态非常大胆，画得很生动、活泼，能够这样把握非常不容易，尤其中国画更不容易，中国画要掌握笔墨运用，一笔下去不能修改。他的书法不错，用笔、用墨书写性强，我觉得在他这样一个年纪，这样的成就是非常丰硕的。
陈家泠（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曾与黄泽森同往非洲，他很诙谐很有个性，画如其人，我的画走浙派的路子，黄泽森属于岭南画派。浙派注重装饰性，注重线条本身的节奏，讲究长线条。岭南派的画风和浙派有很大的区别，原始味道比较强，另外线条很粗犷，很奔放，很有生命力，抒写性比较强、生活化，多彩丰富。黄泽森和生活很贴近，他的画很有生命。这一点跟我们过去浙派的画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艺术之间拉开距离越远越好，因为艺术的本身就是各走各的道路。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在２０世纪吸收学习西方绘画的同时，对于中国画影响最大的是对人物画的改良，将西方写实的造型因素和中国的传统笔墨融合在一起，但这同时又出现一个问题，笔墨加造型这样的语言模式，很难看出中国画家在人物画上的个性创造和区别，或者，由于笔墨加造型这种双重难度很难让画家很快凸现出自己的语言个性。黄泽森所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是造型加笔墨的方式，但他的水墨人物画在笔墨加造型的个性化方式上有自己的探索和想法。他的作品，试图把南方和北方的人物画探索融合到一起，他画得很浑厚、苍茫，同时很润泽也很洒脱，在他的笔墨里有骨头和肉，能够比较巧妙的婉转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我觉得在笔墨加造型这样一个统一的规定之下，能够形成他自己的笔墨语言是比较难的。
张江舟（国家画院院长助理）：黄泽森有很扎实的造型基础，有非常精湛的笔墨工夫。他不是固守一种方式去表现任何题材，语言可能和表现的主题未必合拍，他在处理每一类题材的时候，都做了一些调整，尽可能达到的绘画语言和主题的一种婉转的结合，这是绘画的高境界。通过语言自身传达感觉，除了造型、场景和故事情节，能够传达出他自己传达的东西，我感觉语言自身能够传达出需要传达的题材感觉，这是语言上的自觉，也是绘画上非常高的境界，目前在水墨人物画界，人物画家中能够达到这种语言自觉的人数不多。在黄泽森的画中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他画的像渔民的题材，他的纯水墨的方式，扎实的审美形态，那种语言方式完全是不一样。
李永林（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这个画展我想用一句话来说明，笔墨当随时代。近代以来，这是提的比较多的口号，按照这样的标准，黄泽森真是身体力行。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大概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参与美术活动，社会性非常强，这一点在他个人的经历艺术创作的道路中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突出特色的经历，在很多的作品中间也反映出来。 要强调一点，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处理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表面上看起来笔墨非常粗犷，但是，在面部五官的关系处理上，大部分还是染和皴结合，在沧桑的画面里，有一些非常细致的表现力，在这方面他有自己独到的语言创造性。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我在研究广东美术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文革”美术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就是光的引进。我们发现对阳光的重视，在黄泽森的画里得到了新的发展。也就是说，从那种比较整体或者是有色彩的，在中国人物画中重视阳光的效果，到他这里转换为笔墨，形成了一种斑驳，但同样是充满阳光的色彩效果。我觉得黄泽森的这种推进是对于岭南人物画的推进，在我看来，这一点又和广东的地形地貌，充满阳光的海洋气候有关系。大家看他的画面都是斑驳的，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画的印象派，或者说是水墨画的印象派。我觉得这一点在黄泽森画里，大家认为是不太整体的地方，是他一个独创。这个特点通过他光的表现，更多是反光，通过反光的方式表现一种斑驳的特色，显得不是特别整齐，感觉到离与合的特点，在这个方面黄泽森在杨之光或者是“文革”美术之后转向语言探索方面的深化。
朱虹子（《中国艺术报》副社长）：黄泽森的画用笔流动，感情丰富，画面人物众多，繁而不乱。他的乡情系列的笔触在中国人物画里面是比较独特的。谈到造型和笔墨结合，中国画人物讲造型：勾、皴、点、染，中国人物画和西方相比，不是那回事。当代人物画创作比较活跃，大背景包括西方世界对于人物画的影响，如果和西方相比，我们对于人的研究，对于人性的丰富性的研究可能还比较局限，这对于当代人物画家来说，是具有挑战意义的。
林若曦（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画发展到现在，大家讨论得比较多。我看到另外一种发展路线，不仅仅是在笔墨的层面上，我从材料的角度上发现了中国画的方向。我们知道工笔画材料主要是矿物材料，写意画主要是植物材料，这两个材料从来都很难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近几年有很直接的运用，把不同质感的材料撞在一起，我觉得现代中国画就是和某种材料不谋而合。在黄泽森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笔墨和造型，大家觉得这都是广东几个人物画家不可跨越之处。我们知道这是植物材料和矿物材料结合的方式，我觉得这种路数的发展更具有创造意义，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创造。
王志纯（北京画院院长助理）：西方的造型和东方的笔墨语言结合起来难度非常大，我看到黄泽森的解决办法是短语和散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语言尝试，也是他的收获。这种笔墨结构的感染力和表现力都很强，非常能打动人。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黄泽森的作品语言上都是很好的， 50年代带来了的新传统，所谓的写实造型加上笔墨的方式到底能走多远？50年代以后主题性绘画，形成对我们影响非常深远的、非常鲜明的表达模式。在这个表达方式形成之后，随着诉求越来越弱，这种方式已疏离主题化创作，边塞风情之类的创作兴起，但过于抒情化，缺少精神内涵。在精神方式上，我们坚守的传统是不是需要一种表达？我们坚守这种造型简单的笔墨结合方式，是不是有可能在今天我们生活中带来更多的心理感受和视觉经验？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中国画一直沿着这样的方式，在发掘和表达上，不是画几个简单的人物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笔墨方式一定要结合这样的造型进行阐释和表达，我们当代中国人物画将提供怎样的案例，或者给我们后人提供怎样反思价值的表达。
黄泽森（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岭南画院院长）：今天我非常高兴，我来京城办展览两个目的，第一，把我这么多年走过的艺术道路作一个回顾，向师长朋友作一个汇报，以便坚定我的信念；第二，开一个专家研讨会，我的艺术教育在岭南，我的艺术不可能不受岭南画风的影响，这是挥之不去的。我的作品作为岭南画家的个案之一，来和大家做交流，结交朋友，对南北的艺术交流出一点绵力。现在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这里衷心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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