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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书法
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一夜里，曾国藩两次梦见乾隆朝大学士刘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二更四点睡。潘弁值日。梦刘石庵先生，与之畅谈数日。四更因疮痒，手不停爬。五更复成梦，又梦刘石庵，仿佛若在行役者，说话颇多，但未及作字之法。”同治七年八月初四夜他又一次梦见刘墉：“二更三点睡，梦刘文清公，与之周旋良久，说话甚多，都不记忆，惟记问其作字果用纯羊毫乎，抑用纯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处道员之任，曾好写某店水笔。梦中记其店名甚确，醒后亦忘之矣。”
“刘石庵”、“刘文清公”，指的都是刘墉。曾氏一连三次郑重其事地记下梦中与人见面情形及谈话内容，这种情况在他的日记中极为少见。他为什么对刘墉如此情有独钟呢？这并非因为刘墉地位高名气大，更非因为刘墉生前逸事趣闻多，而是因为刘墉是曾氏心目中极为推崇的书法大家。咸丰年间的梦话中没有谈到作字之法，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来看，曾氏颇有憾意。同治年间的梦境里，他似乎在着意补救，细问刘平日写字，到底是用纯羊毫还是纯紫毫，甚至说到了哪家店里的笔好，只可惜忘记了店名。揣摩曾氏的心情，若未忘记，好像他会寻找这家店去买笔似的。这三番梦境，尤其是第三次，真是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曾氏对书家刘墉的崇敬之心。
曾氏看重写字，故而他关心刘墉的用笔。当年，身在京师的他常常买笔寄笔。他家中四个弟弟用的笔，大部分是他在京城买的。他的一些京外朋友，也常常获赠他寄的笔。道光廿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氏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去年树堂所寄之笔，亦我亲手买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实不能再寄。”此信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关于笔的宝贵史料：一是当时北京城里有一种名字叫春光醉的好笔，二是这种笔每支要卖大钱五百文。五百文钱是个什么概念呢？曾氏有封家信里说过这样的话：“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小斗四十石不过值钱四十千。”（道光廿六年正月初三禀父母）由此可见，小斗一石值钱一千文。一支春光醉的毛笔与半石谷相当，的确价格不菲。曾氏当时只是一个从五品小京官，年薪不过八十两银子，难怪他“不能再寄”。
曾氏长期供职翰林院。翰林乃皇帝的文学侍从，把字写好，是他的本职工作。曾氏看重写字，固然有此种缘故在内，但更重要的是他酷爱书法艺术。从传世的家书和日记中，可知他曾经下过大力气临帖摹帖，对古今书法涉猎甚广，钻研颇深。他早年能写一笔端秀的楷书；中年之后的行书，笔势刚硬陡峭，结体凝重谨饬，自成一家。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弟弟国荃、儿子纪泽都写得一手好字。在今人编辑的清代书法家名录上，他们都占有一席之地。曾氏的后半生是在戎马倥偬的军营中度过的。军旅生活既紧张又枯燥，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尔看到古代名家的书法作品，则给他带来片时的愉悦。有人于是投其所好，主动送来前人书法中的珍品极品。对这些珍稀，尽管他心里十分喜爱，却不肯收受。咸丰十一年正月廿二日，他的日记里记载这样一件事：安徽休宁县令送给他一本王羲之字帖，收藏家已鉴定为宋代淳化祖本，而且系唐代所刻。曾氏说此帖“神采奕奕，如神龙矫变，不可方物，实为希世至宝。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见此奇，可为眼福”。他观赏了一会儿后，依旧退还给主人，并在日记中写下“世间尤物不敢妄取”八个字。这八个字常常令我想起，感慨良多。古往今来，有多少聪明能干之人，恰恰就败在妄取尤物之上！
在清朝前辈书法名家中，曾氏最为敬重的就是这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刘墉。他认为刘墉是有清一代真正的书法大家。对于大家，曾氏有他的判定标准。他说大家的作品，应该无论是外在的面貌，还是内里的精神，都要与别人完全不同。清代的张得天、何义门虽是有名的书法家，但他们的字未能形成自己的面貌特色，故不能称之为大家，只有“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
刘墉的字用墨厚重，貌丰骨劲，个性鲜明。曾氏时常面对其书法作品谛视把玩，从中悟出不少艺术精义。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记下自己观赏刘墉字帖的体会：“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这句话说得多好！这是一个美学命题，道出艺术的极高境界。同时，它也是一个哲学命题，揭示出人生的极高境界。曾氏第二次出山后，一改过去矫枉过正、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而奉行寓刚于柔、内方外圆的儒道互补的理念。其晚年的人生境界，则更近于炉火纯青。不可否认，长期的书法艺术熏陶，对他进入化境也起了重要的辅导作用。
曾国藩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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