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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都市小资市井化及唯美
天安门广场（油画） 尹朝阳
学院的背景
“70后”艺术家大多从美术院校走出，但是叛逆性很强，不认同美院教学体制和主流的审美趣味。但是，这些游离、排斥或者自外于美院系统的青年艺术家，并不是对立于学院系统而存在，他们若隐若现于已有的价值体系之外，以一种精神性的感召力，对学院里更年轻的学生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
默契配合市场
由于中国艺术品一级市场的不成熟甚至缺失，艺术家对经纪人的不信任，“70后”多以个体为主，伴以画廊代理。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展览体制和艺术品经营市场，多数艺术家搞创作是靠自己的判断。但很多成功者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和分析能力，随时根据各种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调整战略战术。对于市场化，他们保持利用和配合的方式，使自己的艺术渗透到大众文化的流行领域。由于与市场的默契配合，“70后”经过早期的奋斗，目前生存状况大都良好。
艺术创作特点
由于经历了中国社会大变革，成长于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伦理取向发生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逐渐消解的年代；再加上在西方和港台影视等流行影像的暴力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以及电子游戏文化盛行的文化背景，“70后”内心的游戏感和迷茫，以及成长的焦虑和压抑，都促成了“70后”艺术家创作中的暴力残酷的特质。
以尹朝阳、谢南星、何森、赵能智等为主的一批“70后”画家，是青春“残酷”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不光在画面上体现虚无和残酷、伤害以及道德缺失的焦虑，甚至还表现在绘画的名称上，如杨勇的作品干脆用《青春残酷日记》来命名。其次，相当一部分“70后”艺术家用“身体”的隐喻——或死或活或病态的躯体作为一种符号语言。当身体或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器官引起主体注意时，必定意味着身体或该器官已经出现某种官能病症。
因成长在全球化步伐愈来愈快和国内意识形态控制逐渐松动时期，“70后”艺术家关心的不再是政治和国家等宏大话题，而是自己的生存状态，但这恰恰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如食品安全、生态恶化、城市化进程及此变迁中人的生理反应与栖居安身等问题。如曹斐在《角色》中安排了一批濒临灭绝、但仍有营救希望的动物（模型）走在一片绿油油的草丛中，远处则是现代化都市的大型建筑；刘瑾的《受伤天使》系列则体现了艺术家对城市化的关注和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反讽和质疑。
艺术趣味
“70后”的艺术趣味可以说是混合了都市小资的忧郁和伤感、市井化的卑俗和顽劣以及唯美情绪等诸多内容。以代表人物尹朝阳来看，其作品中描绘了“70后”的青春感伤，并真正开始塑造这一代人的自我形象和情感特征。画面中体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偏离，而时间流逝的失落感，种种冲突与矛盾所造成的内心的伤害体验，这些都成为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隐射和暗示。
“70后”的艺术家广泛运用后现代艺术手法，如挪用、拼贴，大量使用日常生活和现实元素以及进行语言游戏。这里尤其要关注一下“70后”艺术中出现的字幕、以场景形式安置的提示性话语及作品名称，如“我需要有人扶一把”“2004年的一天”“隐士之死”“我就要走我就要走”“两百年的孤独”“谜”等流行口语或时代词语。“70后”艺术叙事的虚构性和想象力，使得上述词语获得了新的语境，当然也增加了解读难度。“70后”艺术形成了一个“总体艺术”特征，这也是“70后”艺术媒介如此齐备多样、潮流涵盖量巨大，并最终招致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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