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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实者慧——邹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赠李可染作品展》，展出了捐赠的著名画家，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可染先生的中国画作品108幅山水画、122幅书法作品、13幅水彩作品、9册素描作品、45幅收藏作品。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在作品集的前言《令人感佩的义举》中说：邹先生捐赠的这批李可染作品能完全反映李可染的艺术辉煌历程和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可以设想，后人通过这批作品将获得学习上的宝贵机会，并进而学习李可染先生对于艺术永无止境的而又朴素赤诚的求索、创造精神和高尚的思想情操。
此前的2009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媒体倍加关注的李可染先生遗产案作出终审判决，此次捐赠的就是法院认定的属于邹佩珠的作品。
李可染先生遗产案终于尘埃落定。
日前，邹佩珠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首次开口谈了前一阶段媒体关注的一些“家事”。
捐赠是李可染的意愿
关于这次捐赠，邹佩珠说，捐赠作品给国家是李可染的意愿，也是我们二人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同努力的成果。
邹佩珠说，在40年代初，李可染立志要改革中国画，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得以弘扬，并想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做一点事。这也是李可染与我两个目睹、经历20世纪所有苦难的文化人共同立下的志愿。为此我们奋斗一生，从未改变。40年代李可染提出“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此后李可染不顾一切地向目标进发。我承担起家庭的所有负担，为家庭生计做兼职，一个人做多份工作，后期又放弃自己已有成就的雕塑事业。
这次捐赠的作品均为李可染先生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整体代表李可染先生的艺术成就。这是如何做到的呢?邹佩珠说，李可染精心将一生各个时期的作品保留，晚年还用价格较高的晚期作品换回自己早年作品，他是为了保留完整的系列，目的是要将一生的研究成果交给国家、留给后人。生前他多次说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像乒乓球一样为国争光。那时作品价格不高，他不敢想建美术馆的事，加上1989年他是猝死，所以没有安排好这件事。
团结孩子们一起捐赠
李可染有过两次婚姻7个子女，邹佩珠说，可染去世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团结全家办好捐赠这件事，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可染在世时工作忙，怕打扰，前妻的几个孩子回来的很少。但他去世后，我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能来的都叫他们回来，不管在哪有活动都是全家一起去，不能都去的也要派代表。丧事办完后，我给每个孩子(七个)每人拿出一摞存单，因为那时可染刚刚有稿费，有点钱了我就分着给存，每张有50元的，100元的。数额是按照每个人生活情况不同存的。比如老大李玉双困难、李珠困难，给他们各存了15000元。李庚和李小可是画家，生活比较好，给他们每人只存了5000元。其他孩子1万元左右。当时大孩子们很感动。那时可染作品的价格并没有多少钱，山水价格稍微多一些，哪有现在他们给我算的动不动就上亿的账。
邹佩珠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父亲留在家里作品的意义，刚开始他们没有说要分画，只是说：“妈妈给我们一些作品留作纪念。”这样我就从他们爸爸的各种画中，包括我们的收藏品和书法中，各拿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给了他们。后他们又几次提出，我也了解他们的生活需要，那时也卖不了太多钱。有的孩子上学需要;有的要买房子，这样我也就同意了。先后分四次，每人共拿走16张作品和部分书法作品及少量收藏品。后来在诉讼中他们只有一个人承认16张，其他人都没有承认这么多张。虽然已拿走了绝大部分属于他们的作品，我还是希望团结他们一起捐赠，因为要让可染高兴，放心。要让社会觉得可染的孩子与其他的不同，在可染去世后的十六七年里，家里感情我认为一直很好。
价格暴涨带来的变化
2005年下半年，国家经济大好，中国画价格暴涨，邹佩珠说，可染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想法不同了，对以前的约定产生变化。真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邹佩珠原计划是在2007年可染百周年纪念时把他的作品捐献出来，给李可染百岁送个礼。但就在李可染百周年纪念日前的2007年四、五月间她接到了李可染前妻子女的起诉书。
在长达两年的诉讼过程中，媒体报道主要集中在两个敏感问题：李可染过世后的作品流向和卖画收入。
邹佩珠说，李可染是个画家，以绘画为生。一生为生活、为友谊、为国家或各种原因，生前他卖的、送的和专门创作或是其他原因出去的画，早已不是我们家的，更不属于李可染的遗产。说多少作品不翼而飞，是不真实的。再说按照法律规定，可染留下的所有作品，我有9/16，其余七个孩子每人仅有1/16。也就是说我要是保管员也保管的是我自己的，弄“飞”的也是我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和可染一辈子的心血，是我在多少次灾难中用命保存下来的。为的是要展示出来给后人看，我怎么能让它们“飞”呢?
另外，他们说几十张作品我擅自卖了一个亿几个亿的，媒体也不停地出来炒，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画能值几个钱?当时可染过世后，我带领全家给可染徐州老家为他修建的李可染旧居捐了十张绘画作品和10张书法，全家都去了;他们要办家庭基金会，拿了11张山水画，后因种种原因倒闭了，每人分了几万块钱;捐给中南海、故宫、统战部、江苏省美术馆等一些国家机构部分画作，他们都知道并参加了大部分活动;一些可染生前答应给的画，比如陈香梅原本可染约她是12月5日下午来，可染上午去世的;像京丰宾馆他们派司机给可染开了两年车，可染答应给两张画;等等。如此这些，后来我都按可染的意愿，把画给了。还有就是为办丧事、购买、修建墓地、成立基金会、办展览、为给可染出书等出售过一些画。可染过世后办过近20次展览，出版过几十本书，也就是通过这些展览和出版的画册，社会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识、肯定可染，可染的作品才有今天的价值。我的原则是，把可染创造的财富用于发展他的事业、达到他的目标，作为他的亲人，是不应该有任何异议的。17年中大家也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过异议，也都知道并参与了大部分活动。
我对可染的交待
邹佩珠说，这次捐赠的只是法院判给我的作品的一大部分。我也正在同中国美术馆谈，建立李可染专馆，我会再从剩余部分中，捐赠一些作品。他们同我的根本分歧是，他们要把作品卖了，达到所谓的“双赢”。我不同意，我不要双赢，我的东西就是要捐给国家，留给历史和后人。
邹佩珠说，原本家务事也不想谈，想给可染减少不好的影响。可染的前妻是1938年去世的，1943年我和可染相识，那时他是个一无所有浑身是病的穷教书匠，只有四个孩子。今天所有的一切是我们两个共同创造得来的。我们两人一起定下目标，共同努力，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生活，承受了所有苦难。我们一同经历了战争、自然灾害、多次政治运动、疾病痛苦，这一辈子我只能用“提心吊胆”来形容。可染去世的20年里，由我主持他的事业，把所有财力、精力和各种社会资源，都用在可染艺术的宣传和研究上。这个开销很大，但我从没有心疼过。而我个人的生活，在他过世后的20年里没有任何改变。同以前一样，没有休息，没有享受。不是为了李可染的事业，我绝舍不得卖一张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生活远不如一般人。
家务事实在不想讲，说来说去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更伤李可染的心。今天我不得不讲，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嫁到李家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了，从没有过一段安宁的日子，回想这些，我内心很痛苦。再过一个多月我就90岁了，今天我已基本完成了李可染和我的愿望，我可以对李可染有个交待了。其他毁誉对我这个耄耋老人来说已经不重要，只是希望他们能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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