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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字散云，1955年10月出生，河北安新县人。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硬笔书法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美术馆艺术委员会委员。自1988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讲座，赴日交流讲学；作品多次入选国展、中青展、名家精品展等重大展览，收入《中国著名书法家精品集》、《中国当代美术全集•书法卷》等多部大型书法集；在曲阜、岳阳楼等多处勒石刻碑；被中南海、中国美术馆、军事博物馆和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收藏；出版专著有《楷书》、《行书》教材，《现代书法字库•张旭光卷》、《张旭光书法集》、《张旭光系列艺术文丛》《张旭光诗词书法》《行书技法》、《行书临摹•创作》光盘、《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张旭光卷》，并有多篇文章发表。先后担任中国书法兰亭奖、八届国展、首届青年展等重大评审活动评委会副主任，负责组织和评审工作。
新帖学价值范式的确立——张旭光帖学创作论
姜寿田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卓荦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也同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一个自清代碑学以来难得的书史机遇。
清代的笼罩性影响，使得整个近现代书法史都处于碑学的整体笼罩之下，碑学对帖学的贬抑使人们形成一个帖学失效的集体无意识，似乎帖学只能是碑学的附庸，只能在碑学的范式内提供有限的资源，而任何帖学独立范式的重建都会被视作复古的企图，这种深层心理牢固地支配着现当代书家，造成一种偏狭心理，以至在当代某些书家心底，帖学仍是保守的象征，因而提倡帖学就是对创新和多元主义的背叛，似乎多元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同，只有碑学和民间化价值取向才符合创新与多元主义的题旨。
这当然不能不说是对帖学历史的误读。事实上，帖学的衰败并不是由帖学自身造成的，碑学所强加给帖学的种种罪责并不能由帖学本身负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治，并以赵、董作为官方帖学的最高范式，最终消解了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魏晋二王之后又臻至一新的高峰，而整个近现代帖学史也将重写，同时，清代碑学取代帖学的历史也将重写。
从这样一种历史谱系的重读，我们对帖学的认识将会获得一个长时段的新的历史眼光。同时也将会使我们从碑学范式的即时性释读中走出。毕竟碑学的历史是非常短的，从乾嘉至当代，也只有200年历史。我们为何不能走出碑学的遮蔽误读而开创新的帖学视野呢？难道帖学将被裁定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历史地位吗？
碑学的历史已然作出否定性回答。碑学的危机正是依靠帖学得以化解。当碑学由于邓石如、陶濬宣、李瑞清、曾熙等的片面化强调而以北碑为惟一正宗，从而导致帖学全面衰微，以至京朝士大夫皆不谙行书，连书信都施以正楷之际，恰恰是帖学的重新引入碑学，才得以挽碑学危机狂澜于既倒。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走得无不是碑帖结合之路。碑学以极端性立身，而以圆融性求得变通。清末民初以降，以北碑为惟一正宗的碑学观念已被降解，碑帖融合成书家的普遍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碑帖对立的观念愈加淡化，但不容回避的是，后碑学所导致的民间化书法取向和风格至上的唯意志主义风气的光大遍至，使倾向于视觉造型的碑学相比于帖学仍处于压倒的优势，从而也使得帖学仍处于边缘化地位。在书坛风格主义处于鼎盛时期，造型取代笔法成为当代书法价值的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书法的空心化。风格的泛滥导致当代书法无力在有难度的书法史这一层面确立自身的价值，以至有论者不无深刻地指出，当代书法是一个无法的时代，而典型标志就是笔法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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