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五体的标准时代
中国书法自诞生以来，逐渐演变为篆、隶、草、楷、行五种成熟书体。而各书体又在不同的时代分别达到鼎盛时期。总而言之，概有秦篆、汉隶、晋草、唐楷、宋行，我们姑且称之为“五体的标准时代”。各时期又分别有自己的核心代表书家和作品。秦代李斯的小篆、汉代隶书诸碑、晋代以二王为代表的草书，唐代以欧、虞、褚、颜、柳为代表的楷书，宋代苏黄米蔡为代表的行书，均达到了各个时期的顶峰，几为定评。当然这样的提法，只是为了便于说明不同历史时期书风的基本特色，其实除上述诸家外，尚有不少杰出之作，如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博深高远，清雅脱俗，是历代称许的籀文典范。张芝、史游、皇象的章草，殊为杰出，然姑且视为过渡性书体，兹不列论。西汉五凤刻石与居延、武威、甘谷等地汉简，书格甚高，然或因字数较少，或出土较晚，影响是否可及上述五种，未有定评,俟来者论之。另魏之锺繇、隋之智永，及元之赵、明之董，清代篆隶诸大家，等等，蔚然大观，但因其处于书体沿革之未成熟阶段，或因其书守正有余而风格不足；或其时代书风之总体风格与前朝相比，难为准则，如元明诸家比之晋、宋，清代篆隶比之秦汉，终有不及，故不列为标准。
上述书法之标准时代一旦经历时代的检验，即定格为各体书法之正宗，其代表书家或作品即应视为圣典。李斯为小篆之圣，汉碑为隶之圣，王羲之兼楷行草之极则，历称“书圣”，此称非之莫属，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草书和行书。唐代诸家，瓣香二王，分呈异彩,共为成熟楷书之典范。宋代诸家，尚意抒情，风格突出，较之晋代，行笔更加便捷，可共为行书之准则。此外，石鼓为金文之宗，张芝为章草之祖，且不论之。以上诸称，历代推重，庶为定评。唯唐宋诸家，分而言之，似不足列为圣典，不足为右军伯仲，然楷书至唐尤其繁盛，行书宋人更为便捷，分则小劣，合则多优，何妨以今日之“歌唱组合”喻之，实为不乏其妙。至晋代正草隶篆行诸体皆已形成，右军一出，雄冠古今，加之历代推崇，遂成为百代不易的书法正宗鼻祖。虽然也有“亦恨右军无臣法”的感慨，但王羲之在书坛的圣典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动摇。自兹以降，数千百年，学书必称二王，违之则成另类。风气流传，至今未衰，个中缘故，请细述之。
二、“二王”书风成为正宗的道德背景和文化根源
总而言之，篆隶为秦汉为宗，此外诸体皆以二王为宗。然流觞所致，在唐为楷则，在宋为行则，究其根源，犹为二王血脉，正如米芾所言，“草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余为行、楷皆然，格调同样以晋为高。
王右军兼擅诸体，陶熔古今，创今草简约流便之风气，涵盖天下。究其缘由，约略有三：一是时势使然。从当时的环境看，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社会动荡，各种哲学思想的冲突与调和，使得艺术家的生命意识和自我觉醒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几百年间是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两样发挥到了极致。”①托尔斯泰说：感染愈强烈，则艺术越上乘。”所谓的魏晋风流，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潇洒风流，更有其内心释放的激烈感受和哀伤的一面。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有一段话：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曲水流觞的游乐之际，身为书圣的王羲之发出如此感慨，可见其内心深处的哀愁和痛苦。魏晋风流是有其沉重的一面的。王羲之的书法表现出的情感和生命意识的强烈程度，其体现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是历代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另外，从书法发展的本身看，自秦汉而魏晋，书法各体经多年孕育而呈瓜熟蒂落之抛，书风由质而妍，由繁而简，由敛而纵，当此风云际会之秋，右军应运而生，特立独出，而为宗范。二是人品使然。古人云：右军人品高迈，故书入神品。孙过庭称：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椟仍存……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王羲之的人品，从史料可知：出身望族，草圣有传，见其气质高华，不落俗尘；少时假寐避祸，见其聪慧机警；治城劝谢，见其骨梗耿介；坦腹东床，见其不拘细行；屡征不就、墓誓归隐，见其志行高洁，不慕荣利；乐志山水，服食优游，见其质朴超迈；书经换鹅，见其纯真稚气，脱略尘俗。以上种种，集于一身，加之天资且高，用功弥勤，千年书圣，舍此何人？王羲之的品格，儒道合一，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又有道家的超尘脱俗，最终以追求人品的正直和精神高度自由为归宿，岂不正是中国历代传统文人慕之不已、心向往之的境界？人品高峻至此，书法焉能不妙？三、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右军之书，既雄浑又超迈，既刚健又婀娜，既质朴又妩媚，超妙入神，变化万方，集众美于一身，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中和”的审美观。
王羲之的书法极具中庸之美，正如诗的“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合乎不偏不易的中庸之道。“中国艺术的两大基本类型是阳刚和阴柔，儒家重阳刚之美，道家重阴柔之美”，儒道的审美情趣表现为“孔子尚文而庄子尚质”。②右军书法兼具阴阳刚柔、张弛开合、质文纵敛的调合之美，不激不厉，风流儒雅，烂漫之极，复归平淡。正与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至深的儒、道两家思想文化背景相吻合。另外，右军之书，多为简札，属不经意而书，故能深得自然天成之妙。儒家以经邦济世为尚，“完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者方为博古通今的大儒，而诗赋书画仅为末流，扬雄所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书法之理亦然。胸无气质，刻意为之，则流于匠气。名家大儒，随意而书，遂成佳妙，而至不可复得。右军之兰亭禊帖，平原之祭侄文稿，东坡之寒食诗，皆属此类。这种不经意之妙，正是历代宗法者难以攀仰的风骨所在。四、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及历代权贵、文人墨客的极力尊崇，使之成为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千年法则。其实，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古代书家被称为‘书圣’的有好几位，最后只有王羲之的书圣桂冠一直保持于不坠，这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宋齐年间，王氏声名沿未大噪，中间他的儿子王献之曾一度高出乃父。”③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把王羲之的书法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④
苏东坡《题二王书》云：“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说的是学书要下苦功，熟极乃善的道理，言虽不谬，但“书及羲献”，只不过是学得其法而已，或者说是东坡先生的良好愿望吧。其实羲献是高不可及的。受诸多条件制约，不管天资多高，功夫多深，二王的艺术成就是不可逾越的，这正如古希腊的文化成就高峰现代无法逾越一样。虽然王献之“假托神仙，耻崇家范”，不过王献之的成就根源主要在于没有背离王羲之书法的风流蕴藉，而在风气上更加放纵一些，虽然影响至深，但比之王羲之，其不足之处正是在此，不及其父的中庸冲和之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