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莞城美术馆即将举办吴昌硕先生的大展，主办方诚邀我作为粤人画家就此写篇文章，这当然是番美意。然而，我非学者，本难胜任，不过，能值此机会，重读吴昌硕先生作品，并从中感受大师的魅力和教诲，自然是快事，因此，我冒昧秉笔了。
吴昌硕先生，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对当代、乃至后代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师，他学识的渊博和艺术成就之巨大，早有公论定评，我无须饶舌。在此，我想谈的仅是：作为一个后辈画家，在仰视先辈吴昌硕先生的绘画作品时的感受和思考。
我崇敬吴昌硕先生的画作和画风，也作过些临摹学习，但我并不是吴昌硕先生艺术的研究者、追随者和模仿者，更不是专家。我对吴昌硕先生的热爱和景仰，首先是因为他的书画印作品所给予我的直观感受，连同对他生平的粗略了解和由此而引发的思考。
吴昌硕先生的绘画作品，无论尺幅大小都能普遍地给予观者舒畅、稳健而豪迈的美感享受。而且，在对这般美感的感受中，看不见丁点浅薄妄为和迂腐！他为什么能如此？我以为：吴昌硕先生用笔的稳健得益于他对“石鼓文”书法的刻苦研习而来的功力。他的构图饱满、气势纵横，得益于他治印“分朱布白”的训练，他的画中意境源自他的诗心和开阔襟怀。正如语言、文字一样，中国画的笔墨是其驾驭者的修养、个性、思想感情和智慧的载体，吴昌硕先生的笔墨能映照出他的天赋、心灵与精神！
据记载：吴昌硕先生生于动荡的晚清（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时代，命途多舛！其父为清咸丰辛亥举人，虽名取知县，但不愿为官，耕读终其一生……吴昌硕先生“幼年时求知欲很旺盛，好学不辍”，“他性不好动，独好刻印”。吴昌硕先生自己也说：“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此可见其天性与勤奋！他17岁聘妻，但尚未完婚便逢太平天国运动，未婚妻死于战乱，他将其掩埋家门树下，便仓皇逃难，常以野果、山药、树皮、树根充饥！直至同治三年（1864），他才结束了五年“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吴诗）的流浪生活。吴昌硕先生在耕作之余，酷爱读书，为借书不惜路遥。他早年便极爱钻研文字训诂和篆刻，后更潜心于“散文”的研习。到光绪八年（1882），他举家最后移居上海后，又交游甚广，并结识了任伯年，与其结为“师友”，对吴本人画艺的精进增益不少！尤其难能可珍的是吴昌硕先生在上海的日子里，对好些并不显赫出名的时贤也作挚诚交往，虚心求益，因而得知己甚众。简而言之，吴昌硕先生的优秀，不仅仅是他的诗、文、印、画的修养功力，还更有他的为人品格！他的天赋笃学和挚诚坦荡、虚怀若谷，一种典型的文人气质，我以为是他艺术风格的基因。当下有自谓崇拜吴昌硕、并要学吴昌硕先生者，则对吴昌硕先生的人格与学养，是不可不深究的！曾有论者说：“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然效之辄病，亦如学清道人书，彼徒见其手颤，此则见其肩耸耳。”可见大师的高度，绝非庸人东施效颦可以企及的！
吴昌硕先生，是一个很坦荡的人，他曾自号：“一月安东令，”也就是因为他曾经有缘仕途当过“安东县令”，但他干了一个月，自觉无法忍受“当官”的滋味，便挂印而去，奔赴现实生活的前沿，宁愿在“上海滩”以卖自家字画为生！求生存是人的本性，既然有稍逊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俸禄不要，而要面对生存自食其力地应对生计，就得“客观地对待现实”，于是他将一直崇仰的八大山人“出世”的萧疏冷峻画风转为“入世”的饱满向上斑斓，甚至在中国画上率先坦然地使用了外国颜料“西洋红”，成了“大写意最善于用色的能手”（潘天寿语）。但吴昌硕先生并不因此而“为斗米折腰”，没有丝毫的媚俗，他依然保持着他作为一个文人的风骨，他一方面执着“与古为徒”，另方面更强调：“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萧鱼脱筌”，并认定“画当出己意，模仿随尘后，即使能似之，己落在古人后。”“求己之法天曰宜”、“奇书饱读铁能窥，螺扁精神古籀碑。活水源头寻得到，派分浙皖又何为？”可见，这位海派大师、西泠印社的创社社长，吴昌硕先生却毫无门阀偏执，其胸怀多么地宽阔坦荡、无尘！要深度品味吴昌硕先生的艺术，先生的高风岂可不知！
吴昌硕先生的诗学、书学、印学均是极优秀的。他在诗中写道：“离奇作画偏我爱，谓是篆籀非丹青”。吴昌硕先生“以石鼓文入画”，是“金石派”的开山祖，然而，当我们凝视着吴昌硕先生画作时，在感受到“石鼓文”的古朴庄严、厚重雄浑外，还必然感受到他用笔的高古凝重，同时也淋漓酣畅、气势奔腾、协调和谐、一气呵成的自然而然——了无丁点的勉强和造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画成随手不用意，古趣挽任人难寻。”我以为，他能够有如此率性自由、热烈昂扬的独特的美感创造，正是古人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吴昌硕先生的作品，在其人格学养的支持下，自然而然流泻出一派天然的风韵。
中国画传统的博大精深，根源于中国人的智慧。可以说，中国美学的源头是老庄哲学，在我看来：老庄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探究和认识并遵循自然规律。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简而言之，就是“知美为美为之不美”，为什么？因为对“美”的刻意追求，难免会产生并不美的矫情与畸变，正如东施效颦。因而，一切都要合乎规律的自然而然，像行云流水一样，那才是浑然天成的美。吴昌硕先生自幼喜爱篆刻，并致力于“石鼓文”的研习，他“以石鼓文入画”，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并没有为古拙而古拙，他既没有提倡，也更没有追求什么“厚、重、黑、粗、拙”时人所谓的“金石味”。吴昌硕先生尤喜画藤本植物，画中，他的笔墨运用游刃有余，雄健与灵动相济，厚而不滞不涩，飞舞而不轻佻，其浓淡相协有律，我想这不可能是刻意斧凿而可得的，他是依托着渊博学养、优异天赋与坦荡胸襟在“画己意”和“求己之法”中感受到“天曰宜”的惊喜，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以为：吴昌硕先生是一个得道之人，他的画是“载道”的画，这个“道”正是老子所言的道，是一个根本的、至上的、主导的、永恒的、最深刻的无以言表的“道”。
作为画家，在凝视吴昌硕先生的作品时，平静地作深刻的思考。我尽管无以望其项背，更莫狂言与之比肩，但“见贤思齐”，并师其道，以期得到点深刻的教益的，这也是自然的。
行文至此，晚窗外，南海惊涛拍岸、轰鸣不断，这澎湃不息之势是因为前浪，还是后浪？“江山代有人才出,不信今贤逊旧贤”。优秀传统的承传与发展，是必然的，区区的一个我，实在无须杞忧，我深信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和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可以不朽！
（作者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
吴昌硕 草书之幻 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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