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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为什么感到不满？
高士明：实际上双年展作为一个体制已经非常老了，在国际上，当代艺术界内部不断的被反思不断的被调整，而当代艺术这个领域或者说这种实践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在不断的被质疑，我指的是被当代艺术家自己质疑，自己质疑自己反思，就是说当代艺术在今天它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感到不满，那么我想对于这届上海双年展来说，一个重要的工作或者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满。艺术家们为什么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其实也是来自像三年前在策划广州三年展的时候我们跟艺术家这几年，从那时候开始这几年我们跟一些艺术家频繁的在做讨论，比如像上海的徐震，像北京的汪建伟、邱志杰，我们一直在做很密切的讨论，大家都有一种不满足的情绪。说实话，我刚才列举的那些名字带今天都是属于很当红的或者功成名就的，但是大家为什么还不满，为什么不满意？这种不满意其实在两年前的时候曾经他们各自有过一个表述，储云曾经在广州三年展在尤伦斯的一次座谈会上曾经谈过一个概念叫社会订件，不是说每个人给你下单，而是说艺术家自以为凭你的灵感你的才华你的个人经验来创作，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实际上你做的只是社会订件，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订件制度在左右着你在笼罩着你，而是说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好像是在COSPLAY，但是不知道原本在哪里，远处的版本不在这里，大家似乎都丧失了那种创作的本原性那种本原感。
每个艺术家他都在尝试着倒叙艺术史
高士明：这届双年展是从艺术家非常实在的困境出发，所以说在这届双年展中艺术家所担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在这点上我个人也是希望能够跟自己以前的工作有点变化，因为以前我一直是推崇强策展，但在这一届实际上艺术家的自我排演是核心，甚至我们都会有相当大的冒险，就是我们的心里准备就说是为什么有相当大的冒险，排演这个概念不是正剧，所有的展览似乎在开幕式的那个时刻都成为了一场正剧，所有的展览都像剧场都像一场戏，似乎前面都是为它做准备。而排演实际上是对双年展的一个重新的命名，一次界定。似乎真的在最近的这一二十年中艺术史似乎失效了，艺术史失效是指什么？实际每个艺术家他都在尝试着倒叙，倒叙艺术史，对艺术家来说艺术史从来都是从我身上开始往前倒叙，这样的一种艺术史才能够对艺术家家挟持能使艺术家变得有力量。但是最近的这一二十年里面艺术史变得有点时效这是为什么？原先的艺术家可以去承担的那个东西似乎在今天变得很虚幻，这固然跟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有关，这个是上届广三的话题，但是更追要的其实是，我觉得跟今天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的景观社会有关。
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记者：上海双年展已经做了七届，从“海上-上海”、“都市营造”、“影像生存”等到这一届的“巡回排演”，这一届的策展人各个方面都是国内比如说有参加过大型国际有过策展经验很重要的策展人。今年“巡回排演”主要是对今年对现在双年展体制的一种挑战变革，也是很注重研究者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理念，是不是所有的重点都是要为全球整个双年展体制提供一种思考模式或者我们整个双年展的构架是要给另外一个平台去交流去对话？
高士明：这届很重要的一个意向就是对双年展这个体制本身有一个反思，实际上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对当代艺术这个体制进行反思。当代艺术这个体制其实要比双年展这个体制来说来得更加广泛更加重要，而至于说到东方这个问题我想到了两个老人，一个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另外陈映鹊说不中不西非古非今。这是在80年以前接近一百年了他们说的话，在这个世纪初我们最起码应该有点长进，我是觉得我们在今天在视野上动机上都已经超越了我们要作为中国发言作为东方发言等等这样意义。因为在今天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认可的一点就是说在今天没有纯粹的中国问题，所有的中国问题都是国际问题，一方面这是说中国现在它已经非常得大，这个大不止是规模的大，而且它也是非常的强大，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说你的这个强大也不完全属于你。实际上在今天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样的一些概念本身也已经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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