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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实 感受人生——王世明的中国人物画
中国人物画的传统，历史悠久，积淀丰厚；而近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表现出艺术思想的根本特征，是对“现实主义”的认同和实践。说“认同”，是指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基础和导向的中国传统美术的观念，将“现实主义”作为人物画创作和评鉴的导向标示，而表现现代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是中国人物画“现实主义”风格取向的重点所在。许多优秀的中国人物画家几十年来，对此都予以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实践，从不满足于记录人物的神形动态，到注入尽可能深厚的文化内涵，显示出画历史人物，而不忘直面现实；画平凡民众，更醉心于感悟人生。人物画的传统，以形取神、笔精墨妙只是其一，它体现出的是艺术语言的民族特色，而更加宝贵的传统，则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执着与坚守，它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家艺术思维的精深和高远。
王世明近几年创作的中国人物画，就是对执著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表现。在他历次的人物画创作中，中国农民一直是主要形象。无论是表现农民在田间的艰辛劳作，还是表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徘徊。在他的创作中，确实是以底层民众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而不是像一些绘画中的农民往往是以一种概念，或者表现一种处境艰辛而具有悲悯无助的民众，或者表现一种生活幸福而具有普适、自得自满的民众。王世明的中国人物画确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传达出一种当代“现实主义”艺术的文化内涵。
“现实主义”艺术的文化内涵，其核心是要感受具体而有生命力的“实践”。徐悲鸿与蒋兆和皆力倡关注人生的人物画创作观。徐先生“吾人努力之目的，第一以人为主体”，“要以人的活动为艺术中心”，他身体力行先后创作了《愚公移山》和《九方皋》等不朽之作。蒋兆和“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无超人异兴之思想，无悠闲风雅之情趣”，而专注于描写“人之不幸者，灾黎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众”，愿意用画笔“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他以巨著《流民图》展示了现代水墨人物画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现实主义艺术的震撼力。
王世明在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中，从对农民到农民工这些城市边缘人群的表现，表面上是创作题材上的转换与追述，实际上是他近年来探索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关注现实社会的艺术思考。他所表现的“棒棒”系列就是最好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大量出现，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事实上重组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的农民用他们朴素的角色和身份转变的实际行动，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观念、行为和结构等诸方面不断的缩小着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王世明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农民工的群体，近距离观察和研究这些穿行于城市，努力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人群，试图以他的画笔表现这些城市边缘人群的思考与焦虑、欢欣与痛苦，表现他们的历史与现在，表现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深刻的身份和心理的转变，这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形态和精神的存在。在城市中，农民工或许暂时处于边缘位置，但他们永远是“自我”的中心，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多重冲突中，重塑自我人生并构筑自身的现代性，才有可能使他们从城市中寻找到生存的支撑，从而发现人的尊严与生命的高贵。这也应该是现代艺术发展的价值所在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物画家们就开始了深入独立的社会文化思考，而不再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说或注释者。大批的文学家和导演们都被容许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物搬进作品。而许多画家也以不加修饰的笔墨描绘那些衣食无虑而精神匮乏的城市人群的无所适从和百无聊赖，以十分直白的形式充斥在画家的笔下。但是王世明关注的则是另一种生命的状态，那就是在城市人眼中显得陌生的外来者，那些为生存而背井离乡的个体生命。不论是《古今人物之棒棒人生》中的民工，还是农村生活中的老者，王世明对他们都怀有别样的理解和同情。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王世明的“棒棒”作品中出现的收租院人物形象的时候，同时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相关联引发的思考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观者可以认为是画家表现的人物今昔命运的对比，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劳动者的同情，或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纠结而使我们无所适从。在《归牧》与《集市》作品中，观者更容易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单一的生活场景：在构图形式上，画家采用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广告宣传画形式，使作品具有了历史的印记，同样给我们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而大大提高了观者对作品视觉形象的参与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与历史所割舍不开的情节及历史对画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现代中国人物画史上，以中国农民工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当下“现实主义”美术作品较为普遍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画家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现实背景，因而表现为一种场面或一种社会的现象；而王世明更关注于人类生存环境中的个体生命，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底层人群对生存状态的追问，引发观众的感慨和思索。与“农民工”的相通之处是王世明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冷漠与温情、渴望和憧憬的并存，看到他们在生活中被现代城市“边缘化”，而执着于他们个体人生的庄严。
当然，我们浏览王世明的人物画作品时，也会感受到他与不同画家所记录的形象，所运用的笔墨方法之间如影随形的协调性。中国画的创作于笔墨技艺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个性色彩的审美对象。对于中国人物画传统而言，画家所掌握的笔墨技艺与他所选择描绘的对象之间，长期存在着分离状态，只有到近现代写实人物画的出现，笔墨技艺与人物形象的相关性才被画家所认识并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在强化“书写”的同时如何使人物画的探索上获得新的笔墨语言和造型方法，以及画家个人的“形质”与“笔意”的相关性，从而完成从传统到当代艺术的转换。王世明似乎放弃了他早期所崇尚的中国文人画家清雅洒脱，或者刚劲婀娜之类的笔墨韵味，他的散锋笔法往往带着那么一种不加掩饰的笨拙和滞重，他的用墨也常常深藏着那么一种不可言状的自如和灵动，他说他画“棒棒军”中“飞白”用墨的笔法，是来源于对农民工夏天劳作的感觉：皱巴巴的衣服及神情的疲惫所映射出的灵魂形态。这应该是劳动大众最为普遍的平实的生活状态。这显然不是画家对自己绘画技法的戏剧性比喻，透露出他作品中的人物与他作画的技法之间在“形质”与“笔意”上的相关性，改变了他以前作品中的“中和”笔墨意趣，赋予了一种“颓唐而知性并存”的笔墨意趣，使人联想到画家和那些远离故乡的劳动者之间，在看待生活时所共有的感同身受。
对于中国人物画创作来说，表现底层民众总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化基础上感受人物形象的。而在这种文化心理积淀的基础上有所历史的延伸，就是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的重要课题：在表现当代人物形象的同时，找到他们当代文化的心理窗口；在表达画家个人的感受与意图时，也传达中国人物画的传统精神。那么，关注现实，感受人生，以质朴而具有个性化的艺术手法，创造新颖的底层民众形象，将“现实主义”引入当代艺术的文化视野。这应该是王世明对当代中国人物画做出的积极而富有意义的探索。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刘扬
20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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