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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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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1-09-28 14:23:07
| 文章来源： 艺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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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主义”启蒙运动曾经两度集中造访中国。第一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户了一扇大门。然而，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当一个巨大话语场域的斗争尘埃落定时，是大众的革命话语占据了历史的高地，现代主义不得不退出中国的文化版图。现代主义的第二次造访已经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次，现代主义释放的是一个不可化约的“个人自由”概念，通过市场对个人意识的极度放大。当“个人”这个坚果渗入，解构了整体意识，作为整体话语的“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
就如80年代的“先锋艺术”或“实验艺术”，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思潮中的自我表现，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然而，当这样一种思潮最终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神话”时，这些经验，或艺术经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曾经是作为“当代性”被把握的，是“非历史”的。但现在它不得不被放在一个历史语境里，作为一个历史注脚来解读。当代艺术本身包含着把自身历史化的倾向，这就是意识的“自身对象化”，让自身作为认识和批判对象的努力，是意识对当代性自我神话倾向的一种克服，这也是对“当代性”本身的维护。
中国的“现代性”确实是西学东渐后的“外导式”。然而，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以毛**主义的大众革命完成的。中国的“现代性”过程是“大众”的；中国是“英雄”式的跨过了西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现代性历程，进入了“当代性”。“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是一个前卫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是中国“当代性”的正面含义，也是中国当代性的意义所在。而后三十年则是这个当代性本身的“历史化”。
就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提醒说：“中国吸引人的方面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新中国的整体，两个30年的内在统一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完整形态。两个30年的关系，是准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前提，它已经超越了历史评价，而直接关乎到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仅仅着眼于后30年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误区。
历史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终结的。当代是面向未来的当代，如何才能延续当代中国的“非历史化”过程？中国这部创造性的“非历史”巨作如果不想被送进“历史”，如果说今天中国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模式，这也就是一种艺术上的前卫视野，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做的事业是在探索下一代的普遍性问题。
对于当代性，或者当代艺术来说，都不存在“普世”问题，如果已经存在“普世”的文明和价值，就无所谓文明或价值意义上的“本土经验”，因为后者最多只有手段，而没有本体论的意义。有关“本土经验”的思考，一定是重新界定和把握普遍性问题，从而打开了一个可能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可以填充有关这个普遍性问题的任何正反经验。
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看到有一本杂志称作《上层》，就其名谓而言，会让人想到西方三千文人的“启蒙”事业。因为“上层” 相对于大众，历来就是俯视，或是“视而不见”。因此，无论是“启蒙”精神，还是“现代性”理论都看不到大众的角色。
然而，创造历史的毕竟是劳动者，正是“知识的被霸权”，促使了大众时代的成形。资本对艺术的霸权，让艺术成为大众。全球化导致了大众的普遍化，生产和创造的劳动者主体共同构成了复合的“大众”，大众成了一个宽广的范畴，它包括了与资本权力相对的所有人。
马克思说：劳动者阶级代表着“一个由于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的无权”。艾斯特瓦以“大众”生活来描绘当代现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大众”在理论或者政治上属于“渣滓的类别”,他们“不属于工会、非正式、没有社会保障、没有被聘用、不在国家财政、不是纳税人”。发展理论家萨克斯说，南北社会中所有的失业者、老人、无法竞争的弱者，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边缘群体，或非正式群体中的普通“大众”完全被驱逐于现代性轨道之外。
相对于社会的虚拟，“大众”是一个实在领域；相对于“上层”的封闭，“大众”是一个开放的层面。当代性的意义所在，就是大众在思想上的解放，让大众跨上一个台阶，把自己原先迷茫的眼光，从向上，转而平视。随着智知劳动的普遍化，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也会走下台阶，让双脚在地上行走，脚踏实地，接触了天地间的自然之气，也就会不那么飘忽了，也就不会那么迷茫了。
这不是说艺术家不需要批评，而只是需要一种平视，因为批评并不总是“神性”的，上层的“神性”如果失去了仰视的目光，也会觉得无趣，慢慢的可能会试图下一个台阶，或更多的台阶，当代性的意义也就是让智识如此这般的“悟道”，让智识的脚落在地上与大众平视。
“道” 是形而上的，但形而上的不一定能谓之“道”，道家说“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这个“损”的动作，就是悟道。是向内求的删减，删减而再删减，减去的是什么？就是被目的性所强调了的偏狭，“神性”的，或者具体化的束缚，被立场所局限了的视野。去除无用的智识机巧，就是“无为”。人由无为而得道。
但“悟道”不是目的，也不是艺术的全部。它是起点。艺术和大众的关系，是体现在儒学的“有经有权”概念中。“经”是关于“普遍性”理念；为了实现“经”，就必须运用“权”。所谓“权”既是信念，也是自我牺牲，如清人陈立在《公羊》中所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对于社会历史的担当者而言，“行权”是一种自我牺牲、克制，反思、自我批判和改造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行权”本身就是对于“权”的超越。这也就是艺术的“为人民服务”观念，它既是一种为大众的自我牺牲，又是一种生存境界的价值实现。
“道”是什么呢？“道”是指一种能恒定指向终极的东西。也就现代“叙事”中的总体性、真理性、普遍性、必然性、大众性、共同意识、现实主义、抽象概念等等。美学范式就是一种普遍性哲学，以普遍意识的偏爱来作阐释。美学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审美本身，而是哲学上的普遍意识形态。美学不仅仅是关注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而是联系着更为普遍性的本质问题。
社会的整体和个体关系始终是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是整体。而现代主义标志了整体主义的衰微；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反对整体/社会式的思维方式（state-thought），反对普遍化秩序、总体性；如德勒兹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是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被“解构”的。
然而，现在是当代性，当代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当代性是走向整体。中国哲学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可以很好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万法。万法归与何处？老子说是归于“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从混沌而分出阴阳，在天与地之间生出万物，在两极之间的是无穷多的世间万象，无穷多的可能，一切都在碰撞，在运动，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不同的力量，目标，努力得以挫锐，解纷，和光，和同尘。“一”就是老子反复提到的“混沌”，和“婴儿”之态。只有“抱朴”的大智慧，才能将这天时地利人和，一归于“道”的共识之途，这也就是整体性意识。
这种“万法归一，一归于道，道又生万象”的循环，就存在于当代性的核心价值之中。艺术就是大众，当代艺术是从作为大众的，艺术本身的内心出发，进入大众群体的内心，再返回到自身的循环。
“当代艺术”就是要在人类的普遍性中排练出全新的大众政治；最自由、最丰富地表达大众政治的形式或雏型。艺术在大众政治的空间里说话，创造出新的存在。大众是需要锻造和被锻造的，当代艺术是要去创作新的生命形式，为大众的到来量身。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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