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凸显博物馆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教育功能和知识传播功能，是全世界博物馆界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课题。在中国，伴随着博物馆免费开放大潮，部分美术馆相继建立教育部门，开发教育项目，但由于理论水平及实践经验有限，教育活动往往忽视整体策划和学术高度。
近日，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副主任杨应时博士特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与艺术教育专业主任朱迪斯·伯顿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宋向光教授就东西方美术馆现状、美术馆定位以及美术馆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对艺术品的解读应是开放的
讨论伊始，朱迪斯·伯顿就提出疑问：“与十几年前中国美术馆希望学习西方美术馆教育和管理方式不同，这次我来到中国听到很多教育工作者提出应该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生发自己的东西，中国美术馆的教育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平衡西方美术馆体系与本民族特有的美术馆体系?”
宋向光认为，从博物馆学角度，并没有平衡之说，我们一直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看待西方的文化、美术馆教学以及管理。“近几年，中国的美术馆使用一种‘没有解读的解读’，不再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去解读历史，而是用历史的实物来表现历史。当然，不强制界定艺术品的方式给了观众更多的空间，但也会给观众解读艺术品带来一些困难。所以这就是博物馆所面临的如何展现现实和历史的关系问题。”
杨应时认为，美术馆以往对展示和教育更多的是做评价，新的趋势是通过物件本身去引发个人对经验、文化、社会的更多思考。在这种宽松的展览意识形式下，观众和展品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这其实是博物馆教育方法论转变的问题。
美国很多博物馆常常把实物放到原来的语境中，这样能产生一种相互印证的关系，也有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作品。伯顿说：“一件艺术品放在大的背景环境下就会有多元的理解和多元的体验。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古老长廊摆放装置艺术，就是让我们获得新的观察事物的角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古建筑。我们对艺术品的讨论并不局限在艺术品本身，更多的是对艺术品背后文化的探索，对艺术品的解读应该是多角度的、开放性的。”
将美术馆作为日常教育场所
中国的美术馆过去重视宣传功能，并试图通过艺术品建构某种价值体系。上世纪30年代，蔡元培希望博物馆能够成为美育的场所，希望用美学取代中国过去的宗教信仰。那么，现如今美术馆教育的重点应该在哪儿?如何激励观众的个人兴趣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宋向光认为，中国的历史大多是帝王史、精英史，而我们的博物馆系统缺乏从人的角度去考虑，容易忽略展品和普通人的关系。
美国则不然。在美国的高校教育中，学生一般都要修一到两门博物馆的相关课程，教师具备给学生进行美术馆讲解的基本素质，他们会有意识地带领学生进入到美术馆，并运用博物馆的资源丰富课堂教学。美国的家长也将美术馆作为一个日常教育场所。这种日常性和习惯性为美术馆的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孩子们从小就认识到博物馆是每一个人的博物馆。
伯顿说：“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将博物馆资源和学校资源相结合，有的甚至将美术馆当成图书馆，把它作为一种高校设施，学生知道在美术馆和图书馆一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并且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比如在亚历山大，高校美术馆的概念已经延伸到了社区。”
在谈到在还没有美术馆的地区如何开展美术馆教育的问题时，杨应时乐观地表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美术馆线上教育成为可能，中国的美术馆应有这种前瞻意识和切实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