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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亿元时代”的到来，在繁荣火暴的盛景下面，也汹涌着制假、拍假、鉴假、护假的滚滚浊流。近些年来，一些涉假事件频频屡现，令人错愕，让社会哗然。
在此仅举几项实例：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布的“2009年拍卖业十大事件”中，上海艺术品收藏者苏敏罗2005年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以235万元总价拍下的一幅吴冠中的《池塘》油画被疑为赝品后，收藏者请画家本人鉴定，吴冠中随即在该画背后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的明确结论。为此，苏敏罗将该拍卖公司及画商一并告上法庭。结果，北京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拍卖公司事先所作拍件真伪的免责声明具备我国《拍卖法》规定的法律效力，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2011年9月，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的10名同学，从世界各地致函《南方周末》声明：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7000多万元人民币拍出的徐悲鸿名为《人体蒋碧微女士》油画，系他们当时一名同学的课堂习作。此后，包括陈丹青、徐唯辛在内的艺术家，均明确否定了这幅油画写生是所谓“徐悲鸿的作品”。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近年来破获规模最大的一起造假案，始作俑者是河南商丘的几个农民：2001年前后，郭伦信等几人伪造了1000多幅“长安画派”画家石鲁的作品，并编排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为了弄假成真，也为了进一步抬高画价，造假者还策划了一系列在北京召开的有知名专家出席的“石鲁遗作展”和研讨会，如此一来，海内外慕名求购者竟然趋之若鹜，直到郑州市原邙山区委书记冯刘成斥资400多万购其画作行贿相关政要之事败露，其中内情才告白于天下。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金钱的巨大诱惑面前，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一条以牟暴利为纽带的制假、拍假、鉴假、护假的相关利益链已然形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如此乱局，人们不禁要追根溯源，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谁在促成并保护这种现象的屡次频现，难道就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制止这种乱象的发生与重演吗?
于是，业界有人提出，要大力提倡从业者的道德自律;提高收藏者的风险意识;对知假鉴假者予以曝光并加以批评教育;加强对拍卖公司的整顿与管理;希望政府参与，认真清理行业规范，以确保投资者、收藏者的合法权益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意见和建议都无不可，都可以实行，但若真要彻底杜绝，就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而必须“标”、“本”兼治。
应该看到，一种现象反复出现，且越来越有恃无恐，其中定有彼此勾连的深层原因与保护机制。
追溯上述涉假案最终的司法判决，我们完全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更深层次的根源，或者说这个“本”，就是现行的《拍卖法》。
1996年国家颁布施行的《拍卖法》，的确为规范古玩艺术品的拍卖设计了比较完整、规范的制度。但事隔多年，当最初偏重定位于“收藏”的行业现如今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之时，其中存在的明显漏洞便立现端倪。尤其是其中第61条第二款“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就是这一条，事实上已经成为庇护胆大妄为者制假、拍假、鉴假、护假的法律依据，成为制造艺术品拍卖市场乱局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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