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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工作经验，自征集回这幅“画”起，易苏昊同志感到它不是一件普通的“画”，就下决心一定要搞清楚。因此图在有邻馆时秘不示人，所以在日本没人研究过它，而国内对其更是一无所知。时间一晃两年过去了，可对“青绿山水手卷”的鉴定却毫无进展。这件“手卷”是一幅山水画儿呢?还是一幅地图?如果是画儿，那么它是何时、何人画的呢?如果是地图，它又是一幅什么内容的地图呢?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易苏昊的心头。正在“青绿山水手卷”鉴定、研究工作陷入停摆迷茫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同志传来佳音，他告诉易苏昊同志，一位名叫林梅村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年轻教授对于古代西域很有研究，不妨请他来作专题研究。易苏昊同志闻得此讯顿有柳暗花明之感。在王世民同志的引荐下，2004年1月，易苏昊与林梅村两人见了面，之后，林梅村先生欣然接受了易苏昊同志的委托，开始着手研究这件“青绿山水手卷”。
林梅村曾经师从季羡林、宿白、马雍、蒋忠新等著名学者，早年任职于中国文物研究所，1994年起在北大考古系(现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主讲丝绸之路考古。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对于《蒙古山水地图》手卷的鉴别与研究，首先得到了宿白先生的充分肯定和一定的具体指导，鼓励他尽快拿出研究成果。经过长达近八年时间的潜心研究，查找了数百种中文、日文、西文文献资料;并通过参与帮助中央电视台摄制《1405——郑和下西洋》、参加中国国家博物馆蒙古高原考古队等工作，林梅村教授实地考察了东南亚、中东、土耳其等国的郑和史迹以及蒙古国匈奴、突厥、蒙古汗国遗址和文物;又多次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台北故宫、中国香港、日本东京、意大利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寻找线索;还拜访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屈志仁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尹吉男教授、上海博物馆单国霖先生等专家学者;诚邀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上海图书馆许全胜先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吴平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卢雪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任超先生、魏正中先生等帮助，以及得到马键、蓧原典生、盛洁、李高峰、沈勰等北大博士生、硕士研究生、留学生等帮助查找资料，披沙拣金，最终撰著成《蒙古山水地图》一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题写了书名，由文物出版社在2011年9月出版了。
我有幸认真阅读了《蒙古山水地图》一书，被林梅村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动，也被我们祖先在明代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所震惊。
《蒙古山水地图》手卷，缣帛设色，为中国传统手卷式地图，原图应长40米，从嘉峪关到鲁迷(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堪称明代丝绸之路地图。此图有两个明代刻本：一个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马理等人纂修的《陕西通志》;另一个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西域略图》，收入明代无名氏《陕西四镇图说》，《蒙古山水地图》手卷为《西域土地人物图》等各种版本的母本。后来此图流落民间。
林梅村教授根据这些文献资料考证出，现存的《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应绘制于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间(1524——1539年)，且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另外的四分之一、有近十米长的部分则被人割去了，地理范围应是从天方到鲁迷(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现图为30.12米，从嘉峪关到天方(今乌沙地阿拉伯的麦加)，211个明代地域名。图上题签虽被撕掉，但图背面有尚友堂题签“蒙古山水地图”。尚友堂为明清著名书坊，曾因刊刻明代小说家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闻名于世。所谓“蒙古”实乃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的后续王朝。如果说《郑和航海图》(即《武备志·航海图》)是明朝与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实写照，那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则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两者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
《蒙古山水地图》手卷从一件秘藏的不被世人所知的“青绿山水手卷”，尘封几百年后，经过林梅村先生近八年的披沙剖璞，尤其是在台北故宫发现了此图的宫中彩绘抄本，这个抄本为明代兵部或礼部用图，证明《蒙古山水地图》原本为嘉靖皇帝用图。这是21世纪中国文物考古重大新发现，被专家称之为唯一能与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中世纪世界地图《伽泰罗尼地图集》(1375)、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世界四大地图相媲美的大地图，让人无比的兴奋!《蒙古山水地图》手卷的问世，必将推动丝绸之路历史、考古、语言和地理研究的深入，为当今中国学术乃至世界学术开辟一个新的学术天地。
林梅村先生为了抢救这件“国宝”，尽心竭力，耗时长达八年的时间，孜孜矻矻，其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堪称文博界的楷模，显得难能可贵!
现在文博界很多专家都在为文博事业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着，还有很多专家近几年，用他们渊博的学识，在文物艺术品市场上为国家抢救出众多的国宝。诸如，1993年著名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冯先铭两先生从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120万港元购回的大明成化“青花庭院文物盖罐”，此种盖罐现在世界仅存四件，两件在美国博物馆无盖，一件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为残件无盖，保存完整又带盖的仅此一件。1995年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力主从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以1980元购买的北宋张先《十咏图》手卷。2002年启功先生力主从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以2999万元购藏的米芾《研山铭》手卷。2003年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书画鉴定家萧燕翼先生力主从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以2200万元购藏的隋贤书《出师颂》手卷。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分别以500万美金购买的“翁氏藏书”、《淳化阁帖》。2009年傅熹年、章津才两先生帮助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把一件被定为“苏州片”的书画，纠正为宋人《瑞迎图》手卷，抢救了一件国家博物馆一级文物。2004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征集到一件清乾隆皇帝《八徵耄念之宝玉屏风》，经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广文同志考证，此屏风为清东陵乾隆墓隆恩殿丢失之物，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还有一件清乾隆《黄玉觥》，第一次标为明代《黄玉匜》，第二次经过张广文同志认真考证，查考了乾隆御制诗全集等文献，重新定名为清乾隆御制《黄玉觥》，从一件浇水用的器具，正名为宴会上觥筹交错饮酒的酒器，身价倍增，等等，不胜枚举。从这些事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文博界需要的正是这样有责任感、肯钻研、不追名逐利的专家，只有在文博界树起这样的正气和新风，才能充分发挥出文博界的优势，为我国文化建设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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