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见刘博智,然后阅读他画册中的图片和文字,居然有一种多年不见的感觉。我们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年底,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顺利开幕,刘博智也到了连州。因为是他自告奋勇来连州参展,所以不算“重要”人物,安排住在条件不太好的旅店。想不到他在这个旅店开始了另外一种观察。
刘博智来到一个离连州四十公里的村子姚安。在那里他看到一处破房,房子有阁楼,阁楼门板写着:“禁止人入内”的字样。另一处却写着“你有白马王子吗?”阁楼里躺着一个女人,据当地人介绍,这个人精神有毛病,男人已经死去好几年。刘博智走进去和那女人打招呼,女人面无表情。她身上盖着一床被子,只剩下一把把的破棉絮。刘博智摸了她的一只手,冰凉。而另一只手则是浮肿的。
面对可怕的贫穷,刘博智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摄影家只是拍照,他的意义在那里?他难道可以对拍摄对象,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对象无动于衷吗?当然,刘博智已经马上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即时捐助,动员他的朋友捐助,为这个精神病女人建造房子,为她的儿女解决工作问题,让他们能够有所自立。第二年,房子果然建起来了,那个女人居然开始走出房子,居然开始有了笑容。
之后我们有了工作交往。2006年5月,刘博智带了二十多个美国大学生来中国,他们的课程是学习观察,其中一站就是连州的姚安,就是那个可怜的女人和她的家人。再之后,我受他邀请去肯萨斯大学艺术学院做报告,介绍中国当代摄影的一般状况。在美国期间,他让我看他所带的学生在中国拍的照片。那些照片当然还有不少问题,但我仍然震惊其中对于“观察”的理解。刘博智告诉我,这些学生大多都不是学习摄影的,他只是对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就是进入中国以后,一定要问自己“看”到了什么,而不是去猎奇。晚上,我和刘博智在他的工作室长谈,从生平、摄影、观察到中国。他谈得最多的是一个叫“摄影之后”的问题。他不断地提起连州的姚安村,村子里那个可怜的女人,以及她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他告诉我说,男孩子已经长到19岁了,从来没有读过一天书,因为被同龄人欺负,丧失了自信心。女孩子12岁就要担化肥,因为年龄太小,脊梁骨都挑弯了。然后他提到了救助计划,已经做过的事和希望再做的事。
这就是在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刘博智的讲座的由来。那已经到了2006年12月,我和刘博智站在连州图书馆的会议厅。刘博智请来了姚安的人,请来了那个可怜女人的女儿,一个个子矮小的小女孩。他放他在姚安拍的照片,用广东话讲述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则马上翻译成普通话。最后,讲座成了现场捐助会,刘博智号召每人拿出10元钱,好为这一家人已经盖起来的房子装上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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