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艺术最喧嚣的时代,有一群艺术家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喧嚣过后,他们依旧边缘并慢慢被遗忘,记录他们的经历和探索是对那段历史的另一种回顾
1985年前后,中国的前卫艺术达到了高峰。艺术史用“八五新潮”记录了那个充满理想而又裹挟着模仿痕迹的时代。
一些艺术家顺应这股浪潮,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在新世纪的艺术狂潮当中扬名立万;而另外一群艺术家因为地缘原因或者秉承独立的原则,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他们慢慢被市场甚至世界遗忘。
在艺术市场突然冷清下来的时候,北京“墙美术馆”内,三位一直醉心自我创作的艺术家作品聚拢到一起,回顾了与“八五新潮”同期,却始终与其保持距离的另一段“艺术史”。
北京之外的“WR小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随着“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前卫艺术的核心。一些艺术上的先知先觉者从各种途径找到来之不易的国外画册,研究西方美术思潮,寻找各自创作的方向。直到1985年左右,前卫艺术的实验创作达到高峰。
与此同时,偏安山西大同的几位艺术家一边从《中国美术报》中关注首都火热的艺术圈,一边怀着憧憬和不屑,试图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在那个地方是很孤独很绝望的一种感觉,大同离北京不远不近,但是很边缘。”艺术家朱雁光说。朱雁光是当年山西WR小组的一员。WR是“五人”的拼音字头,因为五位艺术家中的一位因煤气中毒早逝,另一位下海经商,实际上,只有三人——张盛泉、朱雁光、任小颖。
三人在大同一些喜爱前卫艺术的小圈子聚会上相识,因为艺术家的不羁性格,最初的相识并未激起相互的认同。当时大同歌舞团舞美队队长是当地前卫艺术圈的一员,定期举行内部观摩画会。朱雁光在一次观摩会上见到张盛泉,问他“你画什么画?”张盛泉说,“我研究艺术史。”朱雁光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个大个子没什么画拿出来展示,就会玩虚的吓人”。
但在后来的接触中,朱雁光发现,张盛泉这个没接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银行职员有着惊人的超前观念。“他一出手就是很有力量的,用的绘画材料都是工业油漆,107胶之类的。都很粗犷,和我们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是很默契的。”朱雁光说。
于是,三个人走到一起。“我们经常在一块探讨,做露天展览,有时候在云冈宾馆做完露天展览,就找个地方吃饭。三个人才三十多块钱。”艺术家任小颖回忆说。那段生活境况,WR小组与北京的前卫艺术家相差不多,在清贫的物质生活之外寻找着精神世界的方向。“自由知识分子,每一个个人的力量都是相当有限的,都需要一群人来做这个事,需要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和整体的启蒙状态有关,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朱雁光说。如果说,北京的艺术家尚且有着可以相互交流的可能,那么在山西大同,这三位艺术家只能相互取暖。
游走在高潮的边缘
1986年,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我的世界油画联展”上亮相。张盛泉以“大同大张”的名字展出了自己的小幅作品《火葬场》,画作中的黑色全部使用皮鞋油,画面强调阴影表现,有着强烈的哲学意味,在一片以写实为主的作品中十分显眼。“他的作品明显和别人不一样。”朱雁光说,“有的人还有点不屑,觉得用皮鞋油画画。其实他不是买不起颜料,是因为用皮鞋油和他作品的精神最能契合。现在人们明白用一些综合材料表现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并不都知道。”
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的小圈内被口口相传,差不多同时,北京的“八五新潮”运动也如火如荼。1986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全国油画艺术研讨会”,正面探讨“八五美术新潮”的风起云涌,并且邀请了活跃的艺术家群体代表。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的张培力、李山,评论家高名潞等全部到会。这些艺术家和批评家在会议上大谈新艺术和新思潮。事后有人回忆,“就想一起闹革命”。
艺术家王广义所在的北方艺术群体,谷文达等等偏重各自实验的个体艺术家,以黄永为代表的“厦门达达”群体都各自活跃在不同的地方,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自我思考以油画、装置等等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绝大多数技法和方向有着太多的模仿西方的痕迹,但是彻底颠覆了以往国内艺术千篇一面的色调。
“我们都是从《中国美术报》上看到的那些消息,因为地缘的原因、自我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朱雁光说,“但是我们同时也在做自己的探索,所以既是参与了,同时也是在边缘冷静地看着他们。”
正因为没有过多地卷入,使他们有了冷静批判的眼光。“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有模仿,但是很快就放弃了,找到了自己的路,比如对于‘终极主题’的探索。”任小颖说。
北京的热闹局面,自发生长并逐渐达到高潮,1989年春节,中国美术馆的“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展览上,山西大同的WR小组也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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