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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四城市文化交流会”台北年会有个论题：“设计师能为城市做些什么”？乍一看，这个问题过于直白，好比问：清洁工能为城市做些什么？理发师能为城市做些什么？这还用说吗，尽职尽责，做他们该做的呗！
分配论题的时候，深圳组织方最早准备把这个题目分给我，筹备会上，看着“申都功臣”大侠一幅成竹在胸的样子，就顺水人情，把这个题目让给他了，幸灾乐祸地暗想，到时候看你怎么说吧。
不按常规出牌是大侠的一贯风格，这次年会发言也是如此。明明论题是“设计师能为城市做些什么”，大侠反过来，把问题变成了“城市能为设计师做些什么”？
他的讲题是“从青年设计师之死谈起”，一个26岁的年轻设计师经常加班，不堪压力，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这个案例是对整个城市的发问：如何减轻设计师的压力，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只有在一个有利于让设计师生存、发展的城市，才能指望设计师为城市做些什么。
强调设计对一个城市的重要，容易神话设计师。实际上，设计师在设计之前，首先是被设计的：一方面被他的知识、学养、眼界、技能所设计；另一方面被他的城市所设计。设计师的生活质量、工作条件和强度，与城市的设计水准密切相关。设计师不是横空出世，包打天下的英雄，他在为城市做什么的时候，一定是有所凭借和依托的，他只能在被给定、有限制的条件下进行设计。
这个论题的香港发言者曾兆贤的演讲也很有新意，他从香港的花牌设计入手，牵出了设计师的另一个不被人们关注的作用。
花牌是香港的传统工艺，它用鲜花加各种辅料制作而成，广泛用于店铺开业、婚宴、殡仪等各种仪式和庆典中。花牌在香港有它的历史渊源，而且，每间花店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营运模式、设计造型、承传及发展方向。在花牌这种传统设计的背后，承载了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社区的依存关系，这些构成了香港地区独特的花牌文化。
讲者对花牌的关注源于一次旧区重建的逼迁，一家花店因为小区重建，被迫迁离赖以生存的深水埗小区，无奈将花牌部件及工具等暂寄于讲者所在的香港兆基创意书院
讲者和另一位教师利用这次机会，带领几位学生，就花牌的行业及工艺特色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他们让学生在学习花牌的基本扎作技术之余，重新审视花牌的工艺美学、花牌与都市发展和空间的关系，并探索在传统花牌的框架下实验创新的可能。
这次教学和研究活动的成果是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花牌》的书，记录了香港传统花牌工艺的历史，书内有精致的插图，解析花牌的部件结构、讲解花店的营运流程及花牌的制作方法等，此书为深入地研究花牌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花牌研究为“设计师能为城市做些什么？”的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答。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将设计和创新联系在一起。而香港的花牌研究告诉我们，设计师可以不创新，可以选择守旧的立场，做一个本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可以为城市做这么一件事：拒绝遗忘，保护传统，让它们不至于被一波又一波“创新”的浪潮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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