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瑞将自己塑造的人物命名为“Marcus Fisher”是别有用心的。“Marcus”翻译成希伯来语或者阿拉伯语意思为“阴道（cunt）先生”。“Marcus Fisher”可以拓展为“男孩Marcus”或者“年轻的Marcus”。阿瑟瑞最近还使用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名字“Sarmad the Saint”和“Shabbtai Zvi”（鹿人-在希伯来语中“Zvi”意为“鹿”）来象征神圣的表演性违法。另外还包括“David Beliberate”——这个还没有发展出来的人物强调了性别错位的混乱。以及：肥胖的农民（The Fat Farmer，在作品《中间地带》里用来剪头发的人）、“滑头的训教者”（Greasy Instructor，见影像作品《现场录像艺术的购物单》）、一个黑皮肤的男人和一个白皮肤的女人（见《Colored Folk》和Shaheen Merali）、“Sami Raah”，一个阿拉伯男人（“Raah”在希伯来文中意为“坏的”，在阿拉伯文中意为“消失”），见《哦，耶路撒冷》和《素描肖像》，以及《手淫的兔子》（见《占领》1，2——未收入本书）。

阿瑟瑞的文章是为了行为表演和电影之夜而作，这个表演和电影的主题是反对、反抗和造反，名称为《舞台上的异议：当你愤怒的时候，生命是有意思的》，拉夫伯勒大学，2008年7月18日。

见阿甘本(编)，《戴维•基纳罗维兹——下东区5、6年的确定历史》，Semiotext(e)，2006，p 177. 戴维•基纳罗维兹死于艾滋病，在读了几篇他的访谈之后，我被他的事迹打动了。他的生活是有尊严的，也是煎熬与痛苦的。对常人而言，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在垂死的过程中依然奋斗更是让人感动。然而，在19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中，他凭借自己仅有的关于艾滋病的历史与知识进行抗争这是可歌可泣的。在一次与罗廷格的对话中（1989年4月，纽约）他讨论了Elisabeth Kubler-Ross的著作《论死亡与垂死》。罗廷格讨论了这本书提到的死亡的五个前提阶段：拒绝、愤怒、妥协、沮丧、接受。基纳罗维兹给那些垂死中的朋友们带来“勇气”。他后来使用了“愤怒”一词，并且承认，在他被确诊为患有艾滋病（这次访谈是他被确诊三个月之后进行的）之后，他觉得他被所谓“勇气”出卖了，但更重要的是被勇气所“激怒”。基纳罗维兹和罗廷格都认为，曾经具有一些意义的“勇气”其实在填补一个沉默的深渊，即那个彬彬有礼的世界，用基纳罗维兹的话说：“一个人死得越体面，他们就越有勇气，每个人都能够带着勇气去生活，而不是去面对死亡、愤怒，以及不雅之人的种种表现。

同上，p178。

Chris McCormack，作家、艺术评论家、艺术家，在行为表演《愤怒的球》中担任演员。表演过程：观众向阿瑟瑞及其合作者Owen Parry仍纸球，之后，McCormack在投射有自己面孔的墙前边宣读阿瑟瑞写的一段话。他穿着灰色的短裤和衬衫，以及便鞋（屋里屋外都能穿的那种服装）。他看起来容易被欺负，但是他说出了这个文稿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的膝盖擦伤了，如果你硬要带我去警察局，我要反抗，我要反抗，你听到了吗？五个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要拉着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之人到警察局。”

见，费希尔，《暗面的传说》（关于Shaheen Merali的文章），Double Agency, 2001。费希尔就阿瑟瑞及其合作者Shaheen Merali的作品《Colored Folk》中的种族和身份问题进行了卓有价值的评论。

见，阿甘本,《空心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乔治•阿尔伯特翻译，1994年），p.5。

阿瑟瑞穿着60年代的衣服，因为这件作品最初是根据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创作的。其中，艺术家拿着艺术杂志（如Frieze和Artforum）来保护自己，观众用纸球“愤怒地”打向阿瑟瑞和另一个表演者Owen Parry。

见《戴维•基纳罗维兹——下东区5、6年的确定历史》，p 228, 詹妮弗•道尔,《细线》（227-213页），其中回应了道格拉斯•克利姆帕（Douglas Crimp）的著作《艾滋病表达的去道德化》（De-Moralizing Representations of AIDS），见《精神忧郁症与道德主义：艾滋病与酷儿政治文集》（Melancholia and Morlism ：Essays on AIDS and Queer Politics），波士顿，MIT出版社，2004，p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