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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性”在汉语中是个颇为生僻的词汇。巫鸿对此解释道：“‘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和‘纪念碑’(monument)这两个概念来指示本书中所讨论的两个互相联系的层次。这两个词都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提醒和告诫。但在我的讨论中，‘纪念碑性’（在《新威伯斯特国际英文词典》中定义为‘纪念的状态和内涵’） 是指纪念碑的纪念功能及其持续；但一座‘纪念碑’即使在丧失了这种功能和教育意义后仍然可以在物质意义上存在。”在他看来，“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义务有关。
作为重构中国古代美术宏观叙述的一种尝试，《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沿循两条线索对中国古代美术传统进行界定：一是文化比较的线索，即首先反思“纪念碑性”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普遍经验，然后通过考察重新定义的“纪念碑性”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特殊表现，来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历史逻辑；另一个是历史演变的线索，即通过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去发掘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之间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用巫鸿的话说，他希望在这本书里描述中国艺术和建筑从其发生到知识型艺术家及私人艺术出现间的基本发展逻辑。在独立艺术家和私人艺术作品出现之前，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均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内涵。
“巫鸿并未把艺术品作为多样而变化中的世界观的图解。相反，艺术品在他手里成为了历史中的演员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标志物。我仍能清楚地回忆起自己90年代初对本书草稿大快朵颐之时的如醉如痴：如果美术史这个领域仍有能力生产出具有如此质量、如此广阔含义的著作，那么这个学科看来还有希望——在我看来，此书完全可以与福柯的《词与物》比肩。”哈佛大学美术史与建筑史系前系主任伊万兰·卜阿如是评价。
因为这部书，美术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学术上的“科索沃战争”（李零语）。该书问世以来，围绕本书的内容以及东西方治学理路的大讨论，波及美术史学科以外，绵延至今。今天，提起《纪念碑性》这本书，仍然是一段学术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文版的首次出版，终于提供给所有关心中国美术史的人们这样一个难得的契机。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言：“对我说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一个探索和思考的过程。10多年后的今日，我希望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角度仍能对研究和理解古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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