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写作中的方法论差异

如果说艺术作品、艺术思潮是艺术史写作必备的前提条件，那么“叙事方法”就是艺术史的内核。假如将贡布里希的“有多少艺术史家就有多少种艺术史”换一个角度理解，那就是有多少种叙事方法就会产生多少种艺术史的书写方式。在方法论的艺术史写作中，方法往往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一位艺术史家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取并阐释艺术作品。另一方面，由于方法论的差异，同一件作品在不同的批评家、艺术史家的阐释中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以马奈的作品《奥林匹亚》为例，按照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理论来看，它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源头。因为格林伯格认为，现代主义绘画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回到作品的平面性、媒介性、纯粹性上，所以《奥林匹亚》自然成为了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现代绘画的起点。

《奥林匹亚》之所以在格林伯格的阐释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在于它契合了格氏所倡导的“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理论。一方面，按照格氏的理解，现代主义绘画至少应具有以下的前卫性：既要与古典的、学院的艺术创作拉开距离，也要背离流行文化，或者庸俗的大众文化。因此，现代主义绘画需要回归艺术本体，回到媒介本身。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现代主义艺术的活力和前卫性，格林伯格又提出了“自我批判”原则。格氏认为：

“现代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运用某一学科的独特方法对这门学科本身提出批判，其目的不是去颠覆它，而是使这门学科在权限领域内处于更牢固的地位。”

按照格林伯格的逻辑，马奈的《奥林匹亚》能成为现代主义的绘画，并不在于其作品的主题和内容，而关键是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平面性，以及作品的形式表达。而方法论的差异就体现在：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以及作品的社会学意义被排除在外，或者说，完全被格林伯格漠视了，因为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以及对语言纯粹性的要求并不需要对作品的主题进行考虑。

然而，对于立足于社会史的艺术史家来说，格林伯格对《奥林匹亚》的阐释与艺术史上的定位是无法让人信服的，甚至是武断、粗暴的。按照T·J·克拉克的社会艺术史的方法，《奥林匹亚》呈现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譬如，在《1865年有关〈奥林匹亚〉各种论述的前言》一文中，克拉克就对《奥林匹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从外部对这件作品的评论来看，在当时60名批评家的文章中，只有4位艺术家倾向于欣赏这幅作品，而其他批评家对《奥林匹亚》的批评集中体现在作品的道德方面，他们认为这件作品传递了一种低级、庸俗，甚至粗俗而淫秽的审美趣味。2.从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上看，克拉克认为，这件作品涉及到“裸体”、“妓女”、“女人”等性别问题。如果进一步的延伸，“奥林匹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来自市郊工人区的下层少女，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女人，因为从她的脸部和她那不那么盛气凌人的凝视中可以看出，她是郊区女郎；但她高贵的尊严的姿式，柔软纤细的披肩，珍贵值钱的拖鞋，却又显示出她作为名妓的风韵。3.然而，从“奥林匹亚”向外凝视的眼光中，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送花的客人或许是一个中产阶级，或者就是一个政府官员。因此，克拉克认为，要想对《奥林匹亚》进行深入的解读，就需要对巴黎1865年色情业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于克拉克将《奥林匹亚》还原到它最初产生时的艺术史情境中，因此，他做出的解释更全面，更具说服力。但是，对于部分女性艺术史家来说，克拉克的解释则是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的阐释方式。因为，克拉克认为，从作品的形式表达上看，尽管马奈在“奥林匹亚”的造型上借鉴了乔尔乔纳、提香作品中维纳斯所保持的侧卧姿式，但“奥林匹亚”左手的姿态明显具有一种意义的所指——

“那只手不遵守裸体常规的方式。它由此代表了奥林匹亚整个躯体违忤不屈的样子：那只手是不屈不挠的象征，是毫不懈怠的表示，是充满飘忽不定之处过于明确肯定的表现，是不因循苟安的迹象，总之是宣称自己为‘非女性’的隐匿的征兆。”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一些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艺术史家不仅对过去艺术史写作中潜藏的男权话语给予了猛烈地抨击，而且要求重新书写艺术史，尤其是书写一部属于女性的艺术史。同时，在一些女性批评家看来，马奈的这张画表现的正是一个男性化视野注视下的“他者”，因为“奥林匹亚”是被看的，被凝视的，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是被动的——这正是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艺术史家不能容忍的事情。

当然，谈方法论的差异并不是对“方法”本身给出价值判断，相反，一种方法论的建立取决于批评家、艺术史家在撰写艺术史时所持有的历史观和艺术史书写背后的文化诉求。正如前文所言，艺术史书写中的方法论并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工具，因为一种新方法论的出现恰恰可以反映出一个特定时期，人们看待、思考艺术史时所保持的新的文化态度和艺术观念。同样，艺术史的方法既与它存在的发展谱系相联系，也与其产生的历史情境密切相连。没有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脱离具体历史、文化、艺术情境的方法。就像社会艺术史对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理论的反拨一样，同样，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一种女性主义的艺术史书写方法。从这个角度讲，没有绝对客观的艺术史，只有方法论意义上的艺术史叙事。而且，随着方法论的更新，以及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艺术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