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流大学还使佛罗伦萨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我们一般对文艺复兴的印象,多受瑞士史学家雅克·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的影响。他把文艺复兴的成就描绘成人文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宗教、使理性把个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后世学者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描述的夸张和片面。事实上,文艺复兴中的几个意大利城市充满了虔诚的教徒。神学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动力,也是其艺术与文化的主要题材之一。另外,当时对文化多元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大学。大学所教的科目,过分地统治了当地的文化。且大学多以法学为核心。即使地处教廷所在地的罗马大学,在1514年有31位法学教授,18位修辞学教授,13位哲学教授,4位神学教授,2位数学教授,1位占星学教授,1位植物学教授。要知道,在法学领域,经院哲学是主导性的方法,和新近崛起的人文学虽然不像布克哈特所描述的那样迥异,但毕竟取向不同。波伦亚因为其大学而成为欧洲的法学之都,结果整个知识生活被法学所统治,经院气非常厚重,在其他方面则缺乏表现。帕多瓦大学素有亚里斯多德的学术传统,最后发展成自然科学的重地,但也同样不能避免文化偏食的命运。佛罗伦萨人要想接受这些主流学科的教育,很方便到邻近的大学去就读。比如,佛罗伦萨是个司法中心,许多司法人才就是波伦亚大学培养的。甚至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如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利比(FraFilippinoLippi)、写实主义雕塑的奠基人之一多那太罗(Donatello),也一度被吸引到帕多瓦大学中。不过,佛罗伦萨总能在大学的主流学科之外兼容并包。像米开朗基罗这等讨厌学校的天才,在佛罗伦萨的工匠传统中有着最好的成长环境。另外,布鲁内热斯奇、多那太罗、吉尔贝蒂(Ghilberti)都是在金器匠的作坊中接受的最初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突破那个时代平庸的哥特式风格,就在于无学统限制,能摆脱师传,从实地考察古典遗迹中几乎无师自通地形成自己的风格。
多元文化要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多元因素就必须相互交流,否则就如把各种风格的家具杂乱无章地摆一屋子,照样没有格调。美国的佛罗伦萨史学家GeneA.Brucker指出,佛罗伦萨的文化来源于两大传统:一是希腊-罗马-基督教所代表的普世主义传统(注意:在这里他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归为一类传统,而不是对立的敌人),具有着强烈的等级和权威色彩,并且主要以拉丁文作为载体;一是特殊主义的本土文化,以当地的托斯卡纳方言为载体。这两大传统的融合,在但丁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但丁是古罗马帝国秩序的崇拜者,留下的政治著述主要为拉丁文。但他的《神曲》则是用当地方言写成。雅俗文化在他身上可谓水乳交融。
那么,这种文化融合的社会和制度根源是什么?我看最重要的还在于佛罗伦萨这个“面对面”的社区中的共和体制。不错,梅第奇家族的专制一度使共和体制名存实亡。但是,即使在梅第奇家族的极盛期,他们也都以公民领袖自居,不敢触动共和的制度形式。这种共和制度,表面上是许多学者指出的富人寡头统治,但其运作本身要求的政治参与则为大多数现代民主社会所望尘莫及。比如,作为最高政府权力机关的执政团(Signoria),由9位成员组成,任期仅为两个月。一年下来,这一最高首脑的地位就需要几十位公民轮流充任。当然,担任这一最高职位需要资格,并要经过严格审批。不过,在1343年,在8万到10万居民中,这个位置就有3000候选人,其中300左右通过审查获得了资格。到了14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的人口仅四五万,有此资格的人则上涨到了750人。屈指一算,四五万居民中的成年男性公民不过在一万五上下。在这些人中,大约20个人中就有一个有资格充当国家最高首脑两个月!更不用说,在执政团之下,还有各由12人和16人组成的两个咨议会,负责对执政团提出政策建议,具有相当的政治权力,也是几个月一轮换。再往下,还有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人民议会、共同体议会等等。把这些加起来,佛罗伦萨的男性公民离人人有官做已经相去不远了。
众多的佛罗伦萨公民都意识到:我早晚要承担重大政治责任,甚至担任国家首脑,对任何公众事务不能不闻不问,都必须精通。这也难怪,班克斯统计出的人类史上3个最聪明的城市,另一个就是以公民抽签轮流担任公职为基本政治体制的古代雅典。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
共和主义往往能以公民精神超越阶层意识。佛罗伦萨固然是个贫富悬殊的地方,但是,在执政团中,富裕的国际银行家和贫困的工匠却可以平起平坐地讨论国事。精英与草根也因此有了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构成文艺复兴里程碑的一系列公共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上往往要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使各种文化通过公共辩论而融合。在当时,古典学术属于精英文化。拉丁文且不用说,希腊文连彼德拉克也难以掌握,几乎被流亡的拜占廷皇族和贵族学者所垄断。建筑师和雕塑师,则属于石匠、金匠一类的手艺人,主要接受的不是古典训练。但是,共和的公共政治品性把两种文化带到了一起。布鲁内热斯奇、多那太罗这些手艺人从古典遗迹实际考查中的发现,让那些终身研究古典文本的人文学者感到别有洞天,开始对这些匠人的工作大为注意。吉尔贝蒂为设计教堂大门的浮雕,也和人文学者布鲁尼等等多有交流。发明透视法的布鲁内热斯奇则学习数学,并经常参加在神学问题上的经院辩论,远非一个只会敲敲打打的石匠。
文艺复兴的表征,是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复兴。但是其根源和本质,则是公民精神的复兴。佛罗伦萨能把其巨大的商业财富转化为永恒的文化业绩,就在于其共和体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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