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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对西方艺术的大规模引进，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定，反过来也激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再度追寻。向传统回归，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趋势。李可染早在八十年代初所强调的“现在中国画的主要问题，是对传统学习不够”的论断，[7]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普遍认同，重视、研究和回归传统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美术界的新的时代风潮。文化界的“国学热”、美术界的传统大家个案研究日趋深入系统，讨论笔墨再次成为画坛热门话题。
世纪末中国画坛呈现出空前多元的纷繁景象，实验水墨、新文人画等现象的出现，又一次触及了中国画的身份和界限问题，“笔墨”官司由此再起波澜。世纪之交频繁而激烈的笔墨之争，虽仅缘起于吴冠中1992年发表的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笔墨等于零》，但其对笔墨本体价值的消解，却引发了张仃的“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论等大量批判者的反击，并被嘲斥为“归零说”，迅速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论争。这一并不新鲜的话题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与参与，与吴、张的社会影响力关系并不大，而九十年代讨论氛围的浓厚、理论家群体的扩大和专业媒体乃至大众传媒的介入是其主要原因。从《美术观察》、《美术》、《美术报》到《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和《文艺报》，美术界内外诸多媒体都积极介入论辩，组织登载或转载大量相关文章，各种以“笔墨论辩”为主题的研讨会更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据统计，仅在1992年至2000年之间，直接参与笔墨论争的发表文章多达200余篇，充分显示了画坛关注中国画前途与研读传统、勇于革新的热情。
针对笔墨的新一轮讨论，再度引发了关于中国画的边界、中国传统美学体系的思考，其背后潜藏着中国画作为传统艺术体系在新时代如何自处和发展的宏观问题。这场讨论在21世纪初的几年中虽然渐渐偃旗息鼓，但其包蕴的核心问题及其讨论过程中生发出的一系列对于中国画传统精神的追寻和媒材技法层面的实验探索，都仍在以另一种实践的方式继续。
就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画讨论的学术质量来看，五、六十年代的讨论虽然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未能在中国画创作本体的层面深入展开，但其涉及的问题是传统艺术在一个新的时代和社会形态中必然面临和迟早面对的调试与重塑，由此产生的中国画传统的颠沛与阵痛，与当时一系列讨论留下的学术成果一样值得后人反思和研究。在八、九十年代高潮迭起的争论中，关于艺术标准、传统价值和中国画宏观走向的讨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相关讨论的接续，这种理论争鸣的热情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转化为学院内外中国画创作的创新实践。
回首倾听六十年中国画坛的论争声浪，这些讨论先是作为表达指令的渠道、改造国画的试验田，后变为重奏百年主调、激荡千年沧桑的叩问;中国画在不断的挑战和内省中，由踌躇走向自觉，由隐忍走向自信。这些珍贵的讨论文本，也为我们留下了斑驳记忆和蹒跚步履，使中国画得以在不断回望、试错和反思中前行。
注释：
[1] 参见水天中、刘曦林等学者对于20世纪中国画论争的研究文章;建国后中国画论争的文本文献，主要收录于沈鹏、陈履生编《美术论集·中国画讨论专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顾森、李树生主编《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海天出版社1998年)、郎绍君、水天中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经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和近期出版的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编《新时期中国画之路：1978-2008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等文集。
[2] 蔡若虹：《关于“国画”创作的发展问题》，《美术》1955年第6期。
[3] 1956年7月，政协北京市委约请在京部分国画家座谈有关国画发展的问题，陈半丁、胡佩衡、徐燕孙、蒋兆和等画家提出了一系列“当前国画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13期。
[4] 《十大画家艺术成就的探讨》，《美术》1961年第3期。
[5] 孟兰亭：《来函照登》，《美术》1962年第4期。
[6] 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江苏画刊》1985年第7期。
[7] 李可染：《致青年学画者》，该文为李可染1981年1月对中央美术学院几位研究生的谈话，由万青力整理。载北京画院主办《中国画》复刊号，198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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