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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白石老人的农民画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8-18 17:18:55 | 文章来源: 湛然的博客

文/湛然

齐白石,如果不是一个农民木工,不保持他那农民特有的性情,那么就没有了白石老人的艺术。老人把农民的“真”发挥到了绝对淋漓尽致的地步,这和他一生所追求的百姓生活是分不开的。虽然他晚年得福,光彩照人,但是那种农民的情怀,乐观的人生态度,不骄不躁的性格,一直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徐渭,八大之悲惨的人生疾苦,而深深懂得了他们的艺术,所以更坚定了白石老人那副平常之心和民族气节。

当我们把艺术和社会放在一起研究,方能发现为何白石艺术一定会脱颖而出,其实都是必然的。齐白石生活在文人画挣扎的两难之间,表面看似疯狂,实质气术已尽,要想突破却不知道如何创新,在新老交叉的历史特殊时期,齐白石经历了摇摇欲坠的清朝,半殖半封建,中华民国,新中国建立的沧桑巨变。因为自几乎所有人主动和被动得去欣赏徐渭,八大,石涛,扬州八怪,以示为时尚之后,无病呻吟的腔调也必然会出来,做作之后,那么庸俗就开始了。尤其是人们一度把四王颠覆的一文不值,推崇四僧的喜新厌旧,令文人画进入空前的盛时,但是一旦达到某个高度,又无法超越之后,必定是物极必反,终于应该进入长长的休眠期了,那么新的画派就要出现了,这就是艺术的一个规律,主流和偏流向来在时间上决定胜负,交换位置。

王维,苏轼开创的人文画,千余年来,起起落落,风云不再。有人说吴昌硕是终极了文人画的最后一个画家,而我个人的看法是扬州八怪才是文人画的终极者。吴昌硕作品里文人画的东西不多,他更多的体现出了气节与喜庆的东西,潘天寿则更是在吴昌硕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了这样的气节,这也算是中国画家成功摆脱古人的一种变革。当然他们的画面里肯定是缺少了文人画特有的悲,清,静,病,怪的意境,但艺术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能够画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艺术,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

齐白石的那个时代,虽然有徐悲鸿式的西方绘画理念大量的进入各大院校,但是艺术与现实原本就有脱节,再说了所谓的中西结合,不是一下就能够折腾出来,并且被接受了的。某些程度来说,徐悲鸿的中西结合明显体现在了形式上,而不是在内涵上,统一性不够,有种水土不服之感的怪异。于是在这样新老交接的环境下,齐白石那淳朴,性情,毫无做作的作品,自然能让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交汇出来的白石艺术。白石的作品情趣自然,小中见大,真情流露,憨厚朴实,雅俗共赏。稍有遗憾的是,没有能看到体现出中国魂的震撼作品,但也无碍于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了,白石艺术符合了那个时代的脉搏。

回过来看看白石作品的风光时期,也正是体现了新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在那个打破传统,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齐白石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和国际和平金奖,接着一些名誉上的东西全部来了。这也是当时中国在政治上抗衡台湾西化的一些宣传,表现出民族精神的一个体现,就艺术而言还应该有本土又民族性的作品出现。虽然西方艺术理念之改革,造就了徐悲鸿式的美术教育制度,他们大量吹鼓西方艺术,华而不实。其实也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对艺术不懂装懂,而造成了的艺术倒退。

这里有毕加索会见张大千是的谈话,他曾发怒的责问张大千:“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就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我就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去学习艺术!这不是舍本逐末吗?”,我不知道如果当时被这个生搬硬套的徐悲鸿听了是否要脸红。再说说他曾吹鼓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之时,张大千还只是个临摹高手,最值得骄傲的泼墨泼彩萌芽还没有出现呢?当然虽然形式上美院被西化了,但是也有国画班,只是冷冷清清,而全国倒西派和拥西派的争斗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着。再说了新中国也是农民打下了的,所以白石老人符合时代精神的国画农民画是没有道理不成为最大的闪光点的,在那种环境里也是注定要出来的。

有人说如果没有徐悲鸿,也就没有了齐白石,我认为这也不完全正确。徐悲鸿确实是爱才,但是对于刘海粟打击与压制从未怠慢过,甚至把徐志摩也牵涉了进去。当艺术与政治,利益,纠缠在一起之后,都是说不清了,这个时候齐白石的出现也就正常不过了,他总得还有自己的团队吧!老实说能够成为艺术大家的都是天才,但是不努力绝对是不行的。有智慧的画家更应该的是找对自己发展的路子,把真实的感受画出来。齐白石成功的最关键一年,应该是在他五十七岁定居北京后的衰年变法。因为齐白石最喜欢的画家是徐渭,八大山人,而一旦喜欢上了,爱屋及乌之后,或许就出不来。于是在陈师曾的劝解之下,决定抛弃几十来年的原有画法,有白石老人的狠话是如此说:“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已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方向明了之后,终于画出了自己的国画风格农民画,把大俗大雅玩到了极点,以至有了今天的白石艺术。

我这里说白石老人的画是农民画,一点没有贬低的意思,相反的是提到了一个极其高的高度,他就是中国农民画的创始人,他成功得把国画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峰,扩大了中国画的全新面貌,这就是白石的农民画出现而带来的崭新概念,也真正符合了他提出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作画妙在似与非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真正的大俗大雅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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